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本期专栏作者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减轻农民的负担，就要给农民权利：让他们自己选村委会主任，自己给村委会主任定薪水，自己监督村委会主任的行为。村委会主任的位置有了真正的权力，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才能吸引有才干的人来服务。

　　最近，南京市规定，村官的收入不得超出村民的1.5倍。此举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意图不可谓不好。但是，再好的德政，也无法代替基层民主。

　　首先，村一级选举的目标，是基层民主、让农民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有一定的权利、村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限薪也好，不限薪也好，本都是农民自己村子里的事，是村民自己有权决定的。现在突然政府出面限薪，等于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从短期看，这样的表面文章也许可以支撑两天廉政。但从长期看，农民对本村事务的决定权更少了，村级政权更缺乏自治了。到头来，还是会走向一切靠政府，政府又管不了的尴尬局面。

　　从明清以来的历史上看，中国农村的问题向来不是正税太高。你假若真看写在纸上的税，似乎还很轻，搞不清楚为什么还有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当时最低一级的政府官职基本上设在县里，县太爷是所谓“亲民之官”，薪水很低。再往下，从在县衙门服务的衙役到乡间的里长、甲首、地保等等，干脆就没有法定收入。农民怕什么？怕的不是这些人的“薪水”高，怕的是这些没有正式收入又有一定的政府权威的“瘪臭虫”为了变成“饱臭虫”而进行的非法盘剥。政府不给这些人薪水又要人家干事，自然对这种盘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在村子里没有自主、自立的基层政权，也就无法抵抗这样的盘剥。最后产生了所谓“制度性的腐败”，各种法外的苛捐杂税就被视为天经地义。这也为我们分析当今“乱收费”的制度根源提供了历史借鉴。

　　减轻农民的负担，就要给农民权利：让他们自己选村委会主任，自己给村委会主任定薪水，自己监督村委会主任的行为。国家可以要求农民缴税。但除了白纸黑字写下的义务外，农民可以拒绝一切非法摊派。一旦农民自己选出村委会主任，村子有了自治权，就能更好地抵制干部的乱收费。正是因为村委会主任担负着保护农民利益的重大责任，他或她就不仅仅要懂经济、懂地方政治，而且还要是个好律师，关键时刻能有效地在法庭上争辩，同时对本村人有感召力、动员力，甚至要知道如何调动媒体。农民在看护自己的利益时，从来都是绝顶聪明的。

　　村委会主任的位置有了真正的权力，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才能吸引有才干的人来服务。到时候，农村子弟在城里大学毕业，也会争先恐后回乡谋职。一旦走到那一步，农村问题才有望真正解决。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把官本位变成民本位。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把村委会主任选举变得货真价实，政府的角色是帮助农民在选举中“打假”。同时，村民委员会要有真正的权力监督村委会主任的行政，一切账目、公共决策都要透明。除此之外，一切权利要尽可能地都交给农民。

　　反之，官本位的解决办法，只能进一步削弱农村的秩序。一个农民一倍半的收入才多少？农村里一个稍微精明点、有点手艺的人，也能挣得比这个高。靠这点钱，能吸引一个大学生放弃在大城市的事业回乡当村委会主任吗？人才的流向，实际上是农村兴衰的最好指标之一。明清以来，地主纷纷进城，读书人争先恐后地离乡。如今农民子弟考大学的基本动机，还是摆脱农村户口，这样的农村能跟上现代化步伐吗？给农民权利，让乡村真正地自治，农民就可以把自己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与城市竞争人才。也只有当人才能够反向流动之时，中国的农村才会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