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3年前,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就明确指出:“没有农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二元社会所造成的二元思维模式,使我们在领会和落实中央精神和政策上存在很大差距。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近些年来,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在实践上也有很多得力措施,但仍有许多不足。我们在理论上承认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必由之路,但在具体政策上和提升城镇化水平的过程中,却依然忽略了农民市民化这一城镇化的根本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在不少地方,我们依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我们依然把农民当作城市发展的包袱和阻力;我们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依然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区别开来。一句话,制度的惯性造成了作为中国国民主体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取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他们依然是中国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当作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城乡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的壁垒正在突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市场化的问题日益突出。有鉴及此,贵州城镇化研究中心以贵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示范性工程、贵阳市提高城市化率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龙头工程———金阳新区的开发建设———作个案解剖,以课题调研报告的形式,供各级党委、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时参考,切实从观念认识、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上,把三农问题当成重之中重,把农民市民化问题当作城市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来对待。在考虑提高城市居民物质文明需求、政治文明需求和精神文明需求时,充分考虑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根本利益,把促进农民市民化当作推进城镇化的直接动力,当作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要务,当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重点和难点来思考,把农民当作解决“三农”问题最深厚的潜力和最现实的动力来操作。贵州的“三农”问题较之全国更加突出,应该努力争取改革、发展的先试权,有系统的政策支持,使我们能率先突破制度的惯性,在战略上、政策上、机制上有所创新,贵州才能有超常规的发展。

　　作者：熊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