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有关方面近日向公众递交了一份《公共安全研究报告》。这份以王府井步行街安全防范为课题的警示性报告，详尽描述了这条百年老街一些鲜为人知的潜在危险，包括我们经常不那么注意的触电、中毒、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和特种设备伤害等风险。

　　从技术层面解读，作为北京首例公共安全的本地化方案，它的仔细和周到应该算得上中规中矩，其中的研究对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真要把它落到实处，显然不是报告提及那么简单。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一个区一级的政府，能不能协调得动那么多权高位重的“上级单位”？

　　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央单位多、外国机构多、重点保护目标多是北京的一大特征。由于行政、部门、行业隶属关系的错综复杂，一套应急救援体系若要执行起来，必然会遇到很多需要协调的问题。别说建筑和人口密度大的王府井，就是秀水那么条小街，要想彻底解决它存在的火险隐患，也必须得到不同产权单位的共同支持，但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显然不是一级基层政府力所能及的。

　　一套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除了涉及建设、园林、公共环卫、文物部门外，还必须得到公安、消防、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如果这个应急救援体系指挥不动、协调不起，甚至连个会议都召集不了，那么，我们对安全防范做出的正确判断都将纸上谈兵，更别说要应付那些突发性事件了。

　　眼下，要让北京的公共安全未雨绸缪，我们最缺的不是技术手段，不是政策文本，而是作为一个应急救援体系，它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协调权？也就是说应紧指挥系统由谁说了算？更重要的是紧急状态下听谁下达指令？如果在技术细节确定前不解决协调机制的建立问题，多么清晰的文本都将发挥不出它的作用。

　　仅就北京市挂账的434起消防隐患看，其相当数量的违章建筑都是辖区政府“搬不动”的单位。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公共安全责任区”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恐怕不是一本《公共安全研究报告》的问题，而是首都公共安全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协调、指挥机制。显然，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不是行政争夺，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首都公共安全的百年大计。

　　本报特约评论员胡安东相关报道见A12、A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