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看了雪漠的小说《大漠祭》后，我很激动。有人也许以为我仅仅是出于一种家乡的情结，因为我是从西部出来的。当然，这里有一点情感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国需要《大漠祭》这样的作品。前几天，我在兰州大学讲，都市替代乡村正在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新一代的作家确实缺乏乡村的体验，一种都市的自足使他们放弃了与乡村的联系，而中国的文学又恰恰离不开乡土经验和乡土提供的诗意。所以，上世纪才有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审视、沈从文乡土牧歌的描写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革命农民的史诗。至于近20年的《古船》、《白鹿原》等，虽然写了中国乡土的文化秘史，但都是写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今天的文学中，对我们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追求描写得太少。我们没有意识到，乡土也好，都市也好，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看到《大漠祭》后的激动之处，也就在这里。

　　《大漠祭》基本上是写实的，写存在的。雪漠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他还是比较靠近现代。雪漠的小说中，没有简单地去诠释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没有很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来诠释农村生活。它只写了河西走廊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辛生活。这种生存被写得非常鲜活：他们存在着，他们沉默着，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这种生活。小说表现的强劲程度，是我们很多作家所不能比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不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或者整体象征，它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同时，农民的那种坚韧，那种屈辱，那种非常艰辛的生存，以及阎连科爱写的那种农民对官对权力的恐惧，《大漠祭》也写到了。现在大家谈得多的是莫言的东西、阎连科的东西，没有多少人去谈雪漠的《大漠祭》，因为西部在整个文化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正因为我深感到西部处于边缘的位置，批评界很少有人把视线投向西部，投到甘肃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宣传雪漠的《大漠祭》的确是不遗余力的。我写文章也好，讲也好，与雪漠本人的关系已经并不很大。我讲的是我们的西部文学。

　　《大漠祭》中有“史”的意识，就是说，面对西部现在的这种生活，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它很快就会流失。在现在中国的版图中，这种生活状态和这种生存相越来越少了，《大漠祭》有它的典型意义。所以，雪漠有个很强的愿望，他觉得他要替老百姓说话，他要把这些生存还原给历史。我觉得这很可贵。当然，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以后，容易变成一种强调原汁原味，淡忘了文学它是一个想象的东西。这样的话，作品给人的感觉，会是一种胶着的生活，“生活性”会把作者沸腾的想象压制住了。

　　另外，《大漠祭》也好，《猎原》也好，都有追求本土化写作的倾向。正像莫言所说，小说本是一个非常俚俗的东西，和说唱艺术连在一起，但这个东西后来上了殿堂，逐渐“洋”化。他就想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智慧，“大幅度地后撤”，所以，莫言的《檀香刑》中的话语方式就有所谓高密东北乡的猫腔。阎连科对河南方言进行改造，他也希望能在本土化写作上向前走一步。雪漠的这种努力，不管他是自觉或非自觉的，他也是对本土化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而且，他开始得还比较早。对凉州方言的应用，对凉州人生活的展示，对西部人心灵的剖析，都很不错。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是不行的。从文学革命开始，我们主要就是借鉴西方的东西。现在的小说形态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么，中国本土的东西，还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很好。所以现在有些作家在本土化方面下功夫，我是非常赞成的。

　　当然，我同时追问：除了沙湾这个小社会之外，雪漠还能知道多少东西？他会写沙湾小社会，会不会写之外的大社会？或者能不能把沙湾小社会放到大社会中去看？我觉得，他需要一种东西文化撞击后的眼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18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