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网消息 记者谢念

公鸡山的“脖子”歪了。这事让世代栖息在山脚下的30户农民整日间提心吊胆。

公鸡山，海拔1900余米，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境内，国家级森林公园百里杜鹃北缘，自古人称“黔西北第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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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去年的一天，一群兴致勃勃的游人却突然发现，公鸡山山顶多处断裂、下陷。他们当即报告了当地的凤山乡政府。经勘查，不但山顶有两处开裂，山背也裂开了7处长短不一的口子，最宽的4.5米，最长的竟达500多米，山体明显倾斜，“鸡头”和“鸡身”几乎被扭成两节。

农民们敏感地把目光盯向了山下4口张着大嘴的煤井，但乡里则坚持认为，这是山体自然运动形成的。最后，还是县里请来的地质专家证实了农民们的“感觉”。

事隔不久，公鸡山部分山体出现了垮塌。

有关部门尽快搬迁临险农户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远离危险的地方，搭起简易窝棚居住。那4口煤井，依然昼夜不停地向“鸡身”里挺进。

采煤区在水源点下面

公鸡山“病危”的同时，一场“煤水之争”在同属大方县的六龙镇头塘村闹得不可开交。

头塘缺水。去年6月，在县、镇两级政府帮助下，经过村民们两个多月的劳作，一口长17米、宽11米、高8米的水窖终于竣工，大伙激动地给它取了个吉祥的名字：长寿井。

孰料，长寿井并不长寿。

仅仅两个月后，镇上招商引进的几位老板开始在头塘投资采煤，采煤区恰好在水源点下面。而此前，紧邻的李家寨，也是因为采煤，井枯了，10多幢房屋开裂，地下炸煤的炮声震碎了玻璃窗，震得人睡不着觉。村民们担心重蹈覆辙，遂采取了阻止行动。

双方冲突激烈，引得警方介入。

六龙镇请来省里有资质的部门对采煤是否会影响水源作出评估。结论是，目前暂不影响，但今后会影响。

由于头塘煤矿是办理了合法手续的合法企业，在县有关部门“保驾护航”下，最终恢复了生产。时至今日，村民们仍在拿着盖满红手印的材料，四处申诉。

煤电“大跃进”

“不要以为农民是无理取闹！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更是在为所有人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呐喊。”刚到毕节地区转了一圈的独立观察人士曾齐说。

在毕节地区的另一个县赫章，他看到：近百口煤井，经过10余年来“前仆后继”的掘取，已经使得该县妈姑镇成了地地道道的“空中楼阁”。伴随着不断发生的瓦斯爆炸、透水事故，以及遇难工人家属的哀嚎，自2000年以来，地处镇中心的何家冲等地，陆续出现地表下沉，造成近200户民房不同程度开裂受损。

“要知道，妈姑曾因乡镇企业的发展迅猛而在贵州声名鹊起。”曾齐说，“这让我想起贵州东部的万山特区。过去数十年的无节制开采，最终导致这个有600年历史、昔日风光无限的‘中国汞都’资源枯竭，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全国一盘棋’的牺牲品，一个是所谓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他认为。

贵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产煤省，即使不算有“西南煤都”之称的六盘水市，位居“老二”的毕节地区的煤炭储量也超过江南其余9省市区之和。

贵州省煤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该省煤炭开发处于快速发展时期。2002年，全省产煤5001万吨，2003年即猛升至7803万吨，接近整个欧盟的产量。到今年4月底，持证合法生产的煤矿达到2136个，设计生产能力9426万吨，全年预计可产煤8500万吨。

不仅如此。目前，全省已经落实了法人或审批在建的还有设计能力年产6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21处、规模4650万吨，中小型煤矿295处、规模4080万吨，加上水城、盘江等老矿区技改的1000万吨及一些过渡性中小煤矿，已有和在建的生产能力预计可达2.05亿吨。

煤炭“大跃进”的背景是电力“大跃进”。

“作为‘西电东送’的重点省份，贵州在一、二批电源点的建设中共安排了10个火电项目，首批项目已进入投产高峰。贵州电网去年新增装机260万千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总和。今年又将新增210万千瓦，其中80%是火电。到年底，电网总装机将突破1000万千瓦，全年要烧掉2500万吨电煤。”贵州省经贸委党组书记金隆昆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透露。

与此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令外省对贵州煤炭的需求亦处于严重“饥渴”状态，省内外吨煤价差拉大到50至100元，铁路运力频频告急。在一片“电荒”声中，周边各省市上门“求电”的代表纷至沓来。

山西人的忠告

关于煤电产业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报道，当地报章连篇累牍。

一则报道称，去年，贵州省电力行业仅增值税即比2000年翻了一番，达20亿元；“十五”期末，电力可使贵州省财政增收12.8亿元；“电力兴、百业旺”，电厂建设造就了许多名副其实的“幸福村”。

在毕节地区，最先有火电项目落脚的金沙、纳雍两县，得益于电、煤税收，几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数番，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紧接着，黔西、大方两县也获准启动了火电项目。全地区8个县市“火”了一半，有10余个乡镇靠煤炭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最高的突破4000万元。

“还有比这样的政绩来得更轻松的吗？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各地竞相争上煤电项目，去年，贵州省电力和与电力直接相关的煤矿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元。不仅地方官员，老百姓同样热衷于此。哪个地方没争来煤电项目、甚至争迟了，地方官就会被指责为无能。”毕节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媒体人士说。

“可是，有谁真正冷静地想过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想过单位时间内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以及我们因此可能付出的难以用金钱计算的代价？”他强调。

黄家涌，大方县百里杜鹃普底中心花区的一位普通农民。在他的记忆中，对面山坡上那片千亩以上的原始杜鹃花林，仅仅十几年，就被滥挖滥采的煤窑“砍”了个光；5年前，他儿时经常去洗澡的一股小山瀑也断了流……

尽管经过大力整顿，贵州省非法小煤窑滥挖滥采的现象得到极大控制，但由贵(阳)毕(节)高速公路下路，往百里杜鹃花区深处走，七八个合法煤矿的指示牌仍不时扰人视觉。花区南边的九龙山下，七八个合法煤井同样一字排开，山上，是向附近几个乡供水的水库。

“要命的就在于此！”独立观察人士曾齐说，“由于拥有所谓合法的外衣，夹杂了地方财政的利益背景，这些煤井变得更容易向环境、资源提出挑战。”

贵州省煤炭管理局有关人士承认，现有持证合法煤矿的标准是“6万吨以下不批”，而按照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的下文要求，今后，新建煤矿30万吨以下不能再批。

3年前，西部开发脚步渐急，一位山西教授在贵州的一个论坛上曾经语重心长地相告：“贵州千万不要走山西走过的路！好好呵护你们的青山绿水，那是无可限量的发展资本。”

“我不知道，这样的逆耳忠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被人们听进去。”曾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