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媒体“出卖线人”

　　据《阿望东方周刊》报道，广州某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名誉侵权案近日在广州开审。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不仅源于被告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被逼到了“出卖线人”的境地。

　　2003年7月，《中国改革》刊发了一组关注国企改制的报道，其中题为《谁在分“肥”》一文对广州某公司改制进行了个案研究。不料，该公司认为此文侵害了其名誉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败诉，要么“出卖线人”。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媒体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新闻报道的真实可靠，也要付出“出卖线人”、供出消息来源这一惨痛代价。虽然保护潜在消息来源并使之保持匿名的状态历来是一个“行规”，但在现实中这一“行规”毫无意义。要避免媒体“出卖线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法律保护。比如，英国1981年通过的藐视法庭法令就规定：任何法庭不得要求任何人透露任何包含在他应负责的出版物中的消息来源。不过，在新闻法尚未出台之前，我们的媒体仍要被逼“出卖线人”。江厚良

　　推翻这个“校园王朝”

　　河南原阳县蒋庄乡堤东村小学二年级班主任杜保岑，上课喊“上朝”，学生要低头喊“吾皇万岁万万岁”；杜保岑说“平身”，学生们要“谢皇上”。班上27人都害怕杜保岑。“他打人，还让舔皮鞋。”如果写字不规矩或违纪，甚至“啥都不为”，杜就会扇学生耳光、扎手心。

　　有句话叫“天高皇帝远”，但事实上天高“皇帝”并不远。一些穷乡僻壤就大有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土皇帝”，教育的天空下同样也有如此“皇帝”情结甚浓的教师。眼下的帝王戏和宫廷戏甚嚣尘上，极尽渲染之能事，对19岁的“孩子王”杜保岑来讲，的确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尚未摆脱游戏模仿期的学生中，若抱着娱乐性加批评性的态度玩玩“皇帝”游戏尚不为过，但到了如此假戏真做、进入“皇帝”角色而不可自拔的荒唐地步，用玻璃扎学生，用花椒树刺扎学生，把学生当“太监”和“奴仆”驱使，让学生拿围巾、帽子还有辫子给他擦鞋、擦自行车，就成为一件让残暴“皇帝”幽灵重现的可怕之事。教育虽天高，“皇帝”并不远，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基础教育土壤里，这种喝令学生跪地高呼“万岁”的毒藤，别说要“万岁万万岁”了，在儿童的精神世界纵然苟延残喘半岁，就能彻底改变这些幼童的命运。精神的双膝会从此长跪难起，童年“皇帝”施暴的阴影会长期笼罩孩子的心灵。这种教育土壤亟待彻底改良和除“皇”，否则势必给生于斯、长于斯的“桃李”带来更大的心理灾难。李辉

　　超标公车消费何以暴涨

　　云南超标公车消费暴涨：5个月豪华车花掉1.26亿元。据云南省纪委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5月30日，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购买超标公务车255辆，其中地州市226辆、省直厅局29辆。这些超标车中167辆是大排量豪华越野车，最贵的要88万元一辆。

　　9年前和5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针对各级政府、国有企业领导乱购置进口车、不惜巨款购置豪华车的现象，先后两次下达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标准规定，一开始执行良好，后来又旧病复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治本之策。例如，有些规定是针对当时情况制定的，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进行完善和规范，没有把这些规定法制化。这样就使一些单位、一些人以为中央的规定只是权宜之计，在执行上就打了折扣。再如，2003年1月，云南省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当年内全省各级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亏损企业不准购买小汽车，厉行“无车年”计划。结果，“无车年”计划一结束，今年前5个月就出现了云南超标公车消费暴涨的情况。所以说，人治色彩太浓，搞权宜之计，一时可以，长期不行。　余丰慧

　　高考成绩榜何必取消

　　湖北省日前规定，为防止对考生产生消极影响，各地高中只向学生个人发放高考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禁止公开发布学生高考成绩排序和录取红榜，禁止出喜报、挂横幅公布录取人数、上线人数。

　　每年高考成绩的公布，既有利于上线考生以此为参考填报志愿，也有利于准高考生们判断明年形势，带有很强的参照意义。为了莫须有的消极影响，而置这些正当诉求于不顾，实在有顾此失彼之嫌。另外，不公布并不是不存在，如果教育部门在背后仍然以上线人数对学校进行评价，学校在暗中依据高考成绩对教师进行考核，其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杀伤力，不也固执地存在吗？面对风雨欲来的形势，如果我们成人首先变得过分敏感，怎么能传达给未成年人以理性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在高考这件事上，我们对考生所付出的，并不缺少关爱与怜惜，而是缺少理性的观念与方法。　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