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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机须听语录歌吓跑外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8日09:43 南方都市报

  候机须听语录歌吓跑外宾

  文革中白云机场成红色海洋,林立果频频造访,造反派一度占领了导航台

  【 第十二期 】

  红色甲虫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

  在1966年的中国,人们一觉醒来,看山不是山,看人不是人,那山河都是一片红,那好好的人都成了造反派或牛鬼蛇神,连飞机的肚子上,都喷上了朱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

  红色的甲虫,飞在中国的上空,载着乘客必读的红宝书,载着绿军服的乘务员。这是当初政治的涡流中,中国民航的缩影。

  那是“革命”的时期,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铁路已经瘫痪,民航还在支撑;因为飞行的安全重如泰山,白云机场的机乘人员每天还在准时训练,这已经是乱世中的净土,不幸中之幸运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白云机场注定做不成世外桃源。1969年,随着“空军作战部林副部长”的驾临,这里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天地不语,人类的阴谋如惊涛拍岸。似乎当时没有人知道白云机场发生过什么,人们只看到深居简出的男男女女、隆隆作响的小楼、空空荡荡的机场,只看到后来的仓皇出逃折戟沉沙。

  俱往矣,事如春梦了无痕。

  今天的人们,一觉醒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看见的白云机场是南中国的空港门户,是送我们出行的地方,再无其他东西附丽在上面。

  世界又恢复了本来面目,那当初生活变形的故事,至今犹让人唏嘘,巴金先生的思痛之语更让人感慨: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谢海涛

  寻找历史见证者

  本报连续推出“百年机场”专题,为还原真实历史,本报向社会公开征集各时代白云机场的建设者、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知情者。本报将对提供线索的人士给予一定的报酬。本报热线电话020-87388888;传真020-87373419;Email:guangzhouxw@vip.sina.com.cn。

  6月10日,白云机场国内到达厅,豪华气派,人头攒动。

  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大厅一角的一个小门,沿窄窄的楼梯上二楼,走餐厅,过厨房,又拐了若干弯道,记者推开了一扇侧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忙碌的小院。很多人正在这里搬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工作人员说,这里是乘客行李通道。通道对面,是一幢楼房的正面,楼高三层,外壁发黄,很显破旧。楼顶左侧一截断裂的铁丝网上架着四个大字:“您好,欢迎”。字是方方正正的宋体,并且漆成庄重的朱红色,已经略显斑驳。

  小楼连同上面的朱漆大字诞生于37年前的这一天。作为新落成的白云机场候机楼,这里曾以能够提供候机、用餐、购物和住宿的“一条龙”服务而为人称道。当时,已持续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正暴风骤雨般地席卷中国大地……

  一个油漆工的任务

  文革开始后的某一天,民航广州管理局飞机修理厂年轻的油漆工任新来突然接到一个任务:把机场南门岗楼上面“白云机场”四个字涂成红色。这四个字是1964年机场扩建时郭沫若题写的,原来为白色。小伙子虽然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按要求提着一桶红漆为“白云机场”四个字易了容。

  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类似的任务很快成为“家常便饭”。

  有段时间,他的工作是为机库中的大铁皮喷漆,先喷黄底,再喷红字,内容全是毛主席语录。而后就是将喷了漆的铁皮四处悬挂。很快,又接到领导命令,黑板报不“革命”,统统改成红色。任新来不得不提着红漆,四处将黑板报改成“红板报”。

  老人回忆说,那时的白云机场几乎成了红色的海洋。候机楼西侧停车场前砌起了两块各四十多平方米的红色毛主席语录牌,机场内公路(现机场路)两旁,每隔两百米就有一块水泥浇注的标语牌。

  在任新来工作的机库内,还立着一座高大的毛主席像。每天,他和同事们都要对着塑像“早请示晚汇报”。

  1968年6月,根据民航总局的通知,驻白云机场的飞机开始在飞机左右两侧,喷涂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采用仿宋体和朱红颜色。同年,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始成为民航的一种服务标准。

  老飞行员张彪说,当时民航所有职工干部都穿上绿下蓝的军服,戴红领章帽徽。在飞机上,每个座位上都放一本毛主席语录,飞行过程中,乘客也必须观看乘务员的语录表演。

  一次吓跑外宾的表演

  广州民航老一代空姐龚新慧回忆说,1967年投入使用的白云机场候机楼大概有现在的国内厅的一半大,中间用屏风隔开,以区分国内厅和国际厅。候机楼的一大特色就是几乎每天都有表演。

  据中南空管局徐先生介绍,那时我国体育界出国次数最多的要数乒乓球运动员。每当国家队在白云机场候机楼停留时,民航部门都会摆上球桌,请他们即兴挥拍,表演球技。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级乒乓名将庄则栋、郑敏之、林惠卿等都曾在候机楼握拍上阵过。文艺也是如此。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红遍全国,剧中主角浩亮、刘长瑜等人红的程度绝不亚于眼下一些港台明星。每有机会,机场都会盛情相邀。《红灯记》的片断就曾在白云机场候机楼多次上演。观众明星不分台上台下,候机楼内其乐融融。

  不过,像这样的表演毕竟太少。在候机楼里登台献艺的更多的是机组或机场工作人员。龚新慧老人说,那时每当有航班到达白云机场,候机楼的大门立即关上。所有的乘客都不能离开,而要先观看表演。内容多是毛主席语录歌、忠字舞等高度程式化的东西。“那个动作实在是不优美”,当时任飞行员的吴光利老人说。但是,观众中没有人敢表示出一点不耐烦。

  惟一例外的是外国客人。据中南空管局徐先生介绍,有一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寒风中夹着细雨。几位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在候机楼内候机,我们的宣传队及时赶到,不管这些外交官是否欢迎,就架起麦克风,对着他们吹拉弹唱,还不断出现各种“奋勇向前”、“视死如归”的舞蹈造型,“打倒”、“火烧”、“炮轰”之声此起彼伏,招架不住的外交官们纷纷跑出候机楼,宁愿站在寒风细雨中候机。此事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从此再也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一场惊心动魄的转移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广州的造反派也蠢蠢欲动。但由于有《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大多数民航单位要坚持正面教育,不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撑腰,加上当时全国铁路已经瘫痪,交通主要靠民航支持,飞机出了安全事故,没人能负得起责任。所以,民航内部基本没有人大张旗鼓地造反。不过,社会上的造反派对机场却时有冲击。

  时任民航广州管理局飞机修理厂党委书记的原明回忆说,一天深夜,广州两大造反派从萧岗和岗贝一带冲出,在机场附近发生武斗,并在机场跑道上堆积了很多的障碍物。机场无人敢过问,只好等其离开后,再紧急组织人员清理。还有一次,一队造反派占领了位于海珠区赤岗附近一个十几层楼高的导航台。该导航台是飞机进入广州上空时必须使用的,否则就要出事故。民航领导万分焦急,马上求助中央。周总理亲下命令,造反派才在深夜撤退。

  原明在文革中执行的一次最紧急的任务当数,转移被造反派揪斗的领导人王任重。

  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被打倒。不久,武汉的造反派专门赶到广州来要人;广州的造反派则要求就地批斗。两派发生争执。当时的广东省委考虑到王曾在武汉任职多年,深得武汉百姓爱戴。所以决定让王任重跟武汉造反派走,但由于担心广州的造反派得知后闹事,故决定用专机秘密将王任重送至武汉。

  一天晚上,原明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紧急秘密准备好一架飞机。接到任务后,原明亲自组织人检修飞机,按专机标准更换油料,准备妥当后在白云机场守候。但是,不知为何,广州的造反派还是得知了消息。凌晨四五点钟,数十人气势汹汹杀到机场,占领了候机楼,要求交出王任重。民航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同时拒不承认王本人在机场。

  其实,王任重的确不在机场。天亮后,王才坐着汽车直接到了停机坪。原明说,当时他就守在舷梯旁边,造反派就在几百米外的候机楼内,气氛非常紧张。但是,王任重却神情自若,还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随后,就和十几个武汉的造反派一起上了飞机。

  一栋神秘的小楼

  1970年11月14日,广州民航一架伊尔-14型飞机在贵阳机场附近的摆平山撞山失事,7名机组人员中,6名遇难,1名重伤,飞机报废。“灾难对有些人来说竟成为好事”,原明老人感慨说,从这次灾难中获益的人就是林立果。

  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可调动和指挥空军的一切。贵阳事故后,林立果迅速来到广州。当天,时任飞行员的张彪接到通知,到当时的候机楼贵宾室开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广州民航领导和飞行队中队长以上级别的干部。就是在这里,张彪第一次见到了林立果。

  “很年轻,不大会讲话,一开口就知道不懂飞机技术”,张彪这样形容林立果。但是,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林立果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反而为广州民航管理局大力开脱,好言安抚,称这次事故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广州民航的老同志说,林立果对此事的处理,对他渗透并控制广州民航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那以后,林立果成了白云机场的常客,有时住在白云山上的别墅,有时在机场贵宾室留宿。

  据中南空管局徐先生介绍,原来的候机楼贵宾室就是现在的航空宾馆。航空宾馆目前位于候机楼国际厅后面,门口走廊是一排卖拉面快餐的小食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只能算一个极普通的招待所。

  但是,在很多老民航人眼里,这个如今毫不显眼的宾馆当年却有着宫殿般的神秘和威严。

  张彪老人说,只要林立果在此住宿,他们就只能到跑道最北边试测飞机,“怕声音大,打扰他休息”。在贵宾室常驻的还有一个神秘小分队,由几十名年轻男女组成。他们对外称“文艺宣传队”,但人人配备有枪支。“九·一三”后,小分队被定性为反党组织,解散后其成员下放到民航各个单位。任新来说,他所在的机修厂就曾经分来过“文艺宣传队”的两个小伙子,“不过两人后来都没有了消息。”

  据说,在那个国人大都不知空调为何物的年代,这个小楼就已经安装有数台空调了。可能是由于制冷技术还不过硬,空调外形与噪音都很大。

  1971年9月,正在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的任新来突然接到单位的紧急通知:火速返穗。连夜赶到广州后,在位于白云路的老火车站,他感到空气中的极度紧张:大批军人在此聚集,他的证件也前所未有地被反复检查。回到单位后,他才得知:白云机场的常客林立果和其父林彪一起摔死在了遥远的戈壁滩上。

  “听说林立果当年就住在三楼的这个房间”,任新来老人拿出一张当年在贵宾室外面的留影,指着身后的那幢小楼说。如今,走在小楼的第三层,看到的是雪白的墙壁、猩红的地毯和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漂亮的前台小姐彬彬有礼地告诉记者“对不起,这里没有林立果这位客人”。

  “九·一三”事件后,由于曾经和林立果交往密切,民航广州管理局一度人心不稳,惶惶不安。1971年10月,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访问广州。在抵穗当日,总理就派人给广州民航局飞行大队传话:“对于上面的政治斗争,你们并不了解,不要背包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保证飞行安全”。此后,民航广州管理局的各项工作迅速得到较快发展。

  见证

  炮火中飞赴越南

  作为前南航飞行部参谋长,73岁的张彪在蓝天中飞行了39年。1992年,一直到60岁——飞行员规定年龄的极限,他才离开了心爱的岗位。

  让张彪时常想起的,是越南天边火红煞人的炮光。越南战争期间,他经常要驾驶飞机把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河内。由于当时通讯设备比较落后,联系有时会中断。按照规定,飞机必须在晚上7点半从南宁准时起飞,一分钟都不能差,这样越南的防空部队才能在预定的时间作好准备。有一次,他驾驶的飞机刚一落地,防空部队所有的高架炮正好一齐向空中开火。轰鸣的炮火声震耳欲聋,一面天都被“打”红了。

  有时飞行任务很重,张彪必须在南宁与河内之间往返数次,最后再飞回广州。晚上7点半,他带着咖啡就上了飞机,一直飞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一整夜都不能合眼。

  民航迎来三叉戟时代

  1970年后,三叉戟飞机成为我国民航客运的主要机型,同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使用。

  张彪老人是广州民航第二批学习驾驶三叉戟的飞行员。他还记得包括他在内该批总共4个机长接受改装训练。理论学习在南门技校(现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带飞训练就在白云机场。

  任新来老人对第一次试飞三叉戟也记忆犹新。当时他在机务处临时帮忙,一天晚上正在外面乘凉,机务长找到他,要他次日参加三叉戟首飞上海的长途试验。任新来说,参与此次试飞的有第六飞行大队、空军34师,还有五六个前来验收的英国人。

  相比原来的机型,三叉戟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快。吴光利老人说,文革前他驾驶的飞机时速是180公里,文革后期的三叉戟则可以达到920公里。广州民航也就在这种速度与高度的提升中,虽历经动荡,却一步步艰难前进。

  百年回眸(十二)

  1963年

  2月 民航广州管理局使用安-2型飞机在广东阳江县儒洞林场进行飞机播种造林成功,为全国民航飞播造林提供了有关技术资料。

  是月 广州空军将白云机场交由民航管理,空军改用天河机场。

  7月22日 民航总局颁布民航飞行部队番号的命令,驻广州的运输飞行大队命名为“中国民用航空第四飞行大队”(简称“第四飞行大队”)。

  是月 为迎接中巴通航,民航总局成立广州白云机场扩建工程修建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按照国际机场的标准对白云机场进行全面扩建。1964年1月,扩建工程正式开工。4月,第一阶段扩建工程竣工,白云机场成为适合世界民航大型喷气客机起降的国际机场。

  12月3日 因白云机场扩建,民航广州管理局迁至佛山沙堤机场。1964年4月10日迁回白云机场。

  1964年

  4月29日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20型飞机开辟达卡-广州-上海-达卡国际航线。巴航是通航广州的第一家外国航空公司。

  5月19日 柬埔寨皇家航空公司开辟金边-河内-广州国际航线。

  8月7日 民航广州管理局使用伊尔-14型飞机开辟广州-南昌-杭州-上海航线。

  11月3日 民航总局转发空军关于划分飞行管制区的规定,将全国的空域划分为沈阳、北京、南京、武汉、神州、广州、兰州、昆明8个飞行管制区,并对飞行管制、指挥高度和飞行情况通报等事项作出规定。

  (修志办)

  百年寄语

  向白云机场和祖辈们敬礼

  我是一个中国飞行先驱的后代,在历史的潮流中到了美国。如今我的工作使我常常需要长途飞行。我常感慨,为什么我不像祖辈英雄,是个开飞机的,而是个常坐飞机的,而且是个害怕坐飞机的人。

  那天,在人潮汹涌的白云机场,大伯父送我登机的时候怅然地说,下回你来,也许就不会在这里上机了。我听到话外的声音。我想白云机场对于大伯父或是祖辈们来说,是一个地标,一个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地方。

  都说机场是个生离死别的地方,这次是一次告别,告别白云机场,告别我祖辈曾经洒过汗水鲜血的地方。我在心里默默敬礼:向白云机场和我的祖辈们敬礼!

  (刘小姐,现居美国。其祖父刘植炎是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飞行员,1949年参加两航起义从香港回到大陆,1988年病逝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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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20-87373419

  本版采写:王海涵(除署名外)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刘可 卢汉欣 (资料图片除外)

  鸣谢:民航中南管理局修志办、南航集团离退休干部管理中心、广州白云机场中南空管局 徐国基(提供资料图片及部分资料)

  图:

  老广州民航人、任新来称当年林立果就住在图中自己背后的老民航宾馆小楼的第三层。 老民航宾馆的大堂。

  文革时期使用的老侯机楼已经被淹没在现白云机场的楼群中,记者几经周折才看到其正面。

  1971年9月,林彪、林立果乘三叉戟型256号飞机坠毁,成为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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