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据《新京报》6月16日报道，由北京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民革、民建、台盟市委联合提交的《关于加强我市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和救助工作的调研报告》在上周五召开的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四次主席会议上被审议通过。伴随此事的出现，京城媒体上又掀起了新一轮“禁乞”之争。

　　众所周知，前一时期，在都市“禁乞”问题上，社会上出现了较大争论。主张禁乞者认为乞丐的存在，对都市形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如果既不接受救助，又对他人形成干扰，就有必要采取“禁”的办法；而“反禁者”则认为，行乞不会影响路人的通行，对公共场所和他人造成的妨害微乎其微，且禁乞行为则极易开上“公权践踏私权”的恶劣先例，与崇尚民主、保护人权的社会潮流相悖。

　　出现争论非常正常，有争论，也表明我们的社会人文环境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与宽容。但是，笔者也注意到，此前以及当前的争论，将观点绝对化的激愤之言占了大多数，真正建立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的理性分析并不多。比如，有人论及禁乞问题时说“公共权力行使的经济意义在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禁乞问题上社会利益应该如何分布？怎样才能达到“最大化”？是不是让乞丐自由乞讨就是体现了“社会利益最大化”？却至今没人能对此做出透彻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如今北京市政协与市有关部门共同搞出了调研报告，又有人说这个报告是强势对弱势“居高临下”的产物，是不真实的；当有迹象表明普通百姓大多数主张设立“禁讨区”时，又有人认为“民间视角”不能代表先进的文明意识，且有“多数人暴政”之嫌。现在的争论，事实上已出现了媒体的一片“反禁”与普通百姓认为“该禁”的较大反差，其中到底哪一方才是理性的，当前还很难断言。

　　讨论难以深入，但是无休无止地陷入概念之争同样没有意义。建设文明城市的时间表，不可能因为等着我们争出个谁是谁非而停摆。本次北京市政协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了一番调查，提出了调研报告，这既是对此前争论的积极回应，也是寻求此事解决之道的必要基础。别看没有调研时大家争的热闹，一旦真的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制定办法，最终结局其实也未必就像争论者想象的那样非此即彼，很有可能以一个相对折衷的方式，为此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设立“禁讨区”，到底是像有些“反禁派”说的那样，会“迟早遭到报应”？还是像“主禁派”想象的那样，没了乞丐，城市随之也就文明起来了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当前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调研在先、大胆实践，来为此事进行积极的“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