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讨区”问题系列评论之四

　　北京市政协在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和救助工作的建议案中提出，由于“在职业化乞讨人员依法管理工作上出现了盲区，加上社会各界认识分歧，致使执法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常处于进退两难、束手无策的尴尬处境”，因而建议，“应统一认识，确认对职业化乞讨限制管理的合法性，推动立法”。

　　“社会各界的认识分歧”是指对职业化乞讨现象应否予以限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一种是“依法保障人权、关怀社会弱势群体”。所以，要推动对职业乞讨的立法，前提是“统一认识”。我们同意引导人们“统一认识”，但该“统一”什么样的“认识”，有必要搞清楚。

　　首先，我们不认同目前对乞讨的依法管理上存在“盲区”的判断。在目前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乞讨（包括职业乞讨）行为是违法的。法不禁止皆可为，乞讨是合法的，不应受干涉和限制。如有乞讨者通过不正当的行为强行讨要，甚至违法犯罪，《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已经足够来惩罚他们，不能因为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特殊人群的法律就说是依法管理的“盲区”。依照这个逻辑，世界上的职业数不胜数，从事所有职业的人群都要制定法律法规，显然不可能。

　　政协委员建议，在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可根据首都的实际，限制侵犯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的乞讨行为，规定乞讨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不扰乱公共秩序、不欺骗社会、不侵犯他人权利等法定义务”，还强调“凡在公共场所强讨恶要、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秩序的，偷窃、骗取、抢夺、敲诈的，拐卖、收买、租借、教唆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或组织、参与带黑社会性质乞讨团伙的，都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刑法》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事实上，不扰乱公共秩序、不欺骗社会、不侵犯他人权利等，是社会所有成员的义务，没有必要单单要求乞丐“严格履行”。同理，后面所述种种违法犯罪活动也不为乞丐所“独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把乞讨者从普通人群中单列出来，对其立法是立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再规定施以比常人严格的处罚，更是歧视和不公，违背了法治精神。

　　政协委员还建议，在对乞讨者的管理立法中除了以上内容外，提出“也可以限制乞讨的活动区域”，可以对使馆区、军事要地、相关公共场所等，划定“禁讨区”或“限讨区”。

　　事实上，使馆区、军事要地等，已有规定任何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进入或逗留，乞丐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相关公共场所”指的是哪里，建议没有明说，按照别的城市的规定，大约是闹市区、大商场等，实际上，这里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旦通过立法，禁止乞讨的地方将可能越来越多，甚至全城。

　　我们还注意到，建议案认为对乞讨立法，还有一个理由是“北京作为首都，国事、外事活动频繁，又面临筹办奥运会的重任”。这更不应该是“禁乞”的理由。北京是首都，应是“首善之区”，应该比别的城市更有爱心，更有开放的胸襟。另外，北京决定把“人文奥运”作为举办奥运会的理念之一，善待乞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城市之伟大，不仅在于高楼之多，面积之大，人口之众，更在于市民的“大爱”，城市的宽容，人们活动空间的自由。试想，如果连乞丐在城市里都可以活得很满足，那么，这样的城市不正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吗？

　　本报评论员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