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作纪录了文坛的一段遗事，也唤起我对当时情景的回忆。现追记如下，权作你文章中第七、第八两段的一个注疏。

　　1966年6月，横扫一切，《人民文学》停刊。

　　1972年夏，在周总理的提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准备复刊《人民文学》，即从中国作家协会向阳湖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季负责筹办事宜，但四人帮信不过，拖延不批，一年后班子解散。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提出“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四人帮感到压力。一月之后，张春桥向文化部长于会咏提出创办《人民文学》，避而不谈“复刊”二字。张春桥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一番密商之后，由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任主编，李希凡任副主编，上海《朝霞》负责人施燕平任常务副主编。又一月，张春桥在径送中央政治局的创办《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原则同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辞严地写道：“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批示，四人帮怀恨在心。张春桥扣压邓批达月余之久后，于10月15日批示道：“××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签名后面，又补充写道：“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看来，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批评，使得他们六神无主。

　　“协商”的结果，国家出版局只有出钱的份，刊物仍然掌握在他们亲信的手里。

　　1975年9月，我从（由干校借调我的）北京外贸学院正式调往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评论组，参加筹备复刊的工作。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主编茅盾恭请毛泽东主席题写封面，毛主席在9月23日的回信中说：“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郭老的“人民文学”四个封面题字，基本上沿用至文革。现在复刊《人民文学》，必须更换封面刊名字体，大家建议主编袁水拍出面恳请毛主席大笔一挥，又恐小事干扰主席，遂作罢。

　　数日后，我忽然心生一计。记得1962年初夏，为发表《词六首》，毛主席亲笔写给正副主编张天翼、陈白尘的复信里写道：“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人民文学”四字，气韵飞动，浑然天成，又是难得的简化字，不是很现成吗？我最先向你透露了这个建议，你闻之大喜。我问：“你能找到这期刊物吗？”你极为肯定地说：“能！”次日，你从家里找到发表《词六首》的《人民文学》。你我两人，请美编潘德润放大制作，进行横竖排列等技术处理，第二天，“人民文学”四个风而有骨的毛体书法出现在编辑部每间办公室的门前。我们两人又带着这四个字跑到和平里“北京印刷三厂”，加急赶制新的稿纸、信纸和信封，编辑部上下，皆大欢喜。后经编辑部同意，正式由袁水拍上报毛泽东主席，主席在请示报告上用粗深的铅笔批示二字：“可以”。毛体“人民文学”四个字，即从1976年元月号起正式作为《人民文学》的刊名沿用至今，屈指已经二十八年。

　　1976年元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紧接着，梁效写的《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文中出现这样的文字：“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复刊《人民文学》是四人帮抛向邓小平的一块石头，石头偏偏砸了四人帮自己的脚。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人民文学》回到人民手中。

　　闻说有名牌大学开设“《人民文学》学”进行专题研究。兄在《人民文学》供职三十多年之久，超过我在《文艺报》的二十七年，往事如烟，债各有主，可回忆者多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