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之唐昊专栏

　　腐败分子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显赫的既得利益人群。我担心的是，像“退赃账户”等设想本来是出于学者、纪检组织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却会正中这个腐败人群的下怀。

　　这些天来，“退赃账号”一事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起因在于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特别行动”的设想：“对限期内主动退赃的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据实将不法收入上交到全国退赃公开账号的，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

　　记得几年前我初次听说有“退赃账号”“廉政账户”等规定时，不由得怀疑自己生错了年代。因为关于腐败、退赃等行为如何处置，在法律上已经有明文规定。除非是在那个皇权专制或公检法被“砸烂”的年代，否则任何人也不可能制定出这种超越于法律之上、与现行法律格格不入的所谓“对策”。更有甚者，它当年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多个省市作为一个廉政经验而被推广。当然，其最终结果是由于“退赃”成效不高以及与法律的冲突而被多个地方政府“叫停”。没想到几年后又有“特别行动”计划的出台，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旧事重提。这一“成果”的酝酿出台是一个危险的警示，人们是否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一是我国的反腐败运动是不是遭遇挫折，这一计划的出台是否等于承认我国目前的腐败状况是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所难于根治的，因此才会有这种与腐败分子讲和、妥协的思路？二是总是有一种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为腐败分子开脱，并且在社会上也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极大地模糊了群众的认识。而实际上它总是对“腐败既得利益集团”最为有利。

　　在政治生活中，当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后，它的利益、要求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出来。腐败分子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显赫的既得利益人群。我担心的是，像“退赃账户”等设想本来是出于学者、纪检组织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却会正中这个腐败人群的下怀。会引起许多人对政府反腐信心的丧失，毕竟，用和腐败分子达成某种见不得阳光的交易来“反腐”，这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如果我们明确一点认识，即反腐败真的是一场“斗争”的话，对许多问题的判断恐怕会清晰许多。这里的所谓“斗争”，是一种长期的、艰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较量。国家通过彻底清除腐败才能继续生存，腐败分子通过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才能得利。这两者是基本不相容的关系。腐败分子是国家的敌人，是连杀头、坐牢都不怕，一定要为一己之私而去败坏这个国家的人群，怎么会为了寻求出路或者害怕“从重处罚”而主动自首呢？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有过腐败行为的人中，有许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走上腐败之路，甚至有被环境强迫的成分在内。但这也不能成为“退赃账号”存在的理由。因为，一方面，所谓“不得不去腐败”，也仍然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就要为这种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是体制问题“制造”了腐败分子，就要进行时不我待的改革，而不是保留原有体制的弊病、通过放腐败分子一马的方法去追求治标不治本。当然，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连“标”也治不了。一些省之所以放弃“廉政账户”的做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年上缴不过区区几千万元，与腐败大案动辄牵出几十上百亿元的金额比较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反而损害了法治和正义的精神。至于现在还有专家辩解说之所以“廉政账户”成效不明显，是“网络有漏洞”，是因为我们为腐败分子提供的退赃途径还不畅通、条件还不完善等，那也是千古奇谈。

　　其实，只要把腐败摊在阳光下，腐败分子将无所遁形。而舍此之外寻求“反腐”或“预防腐败”的捷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当然，真正建立把腐败摊在阳光下的体制改革的工作也任重道远，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国家要浴火重生、社会要力求进步，都受到腐败的直接制约。而历史和现实所能给我们的忠告却是：反腐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