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曙波

　　哈佛商学院列出的ＭＢＡ必读的10本书中有四部来自中国：《孙子兵法》、《论语》、《中庸》和《道德经》。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也不能“两耳只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在东方管理智慧的宝库中，有许多宝贝值得现代人重新拾起并珍视。

　　近年，许多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开始对《论语》、《道德经》等古典东方智慧着迷。这股“东学西渐”之风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国内企业界和学术界对老祖宗思想的更多兴趣。

　　浙江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的张应杭教授便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现在企业管理方面中一位专家。

　　近日，应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之邀，张应杭来郑讲学。他以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为主题，介绍了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

　　“半本《论语》治天下”

　　在东方管理智慧的宝库中，儒家的管理思想无疑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自古就有“半本《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一思想借“东学西渐”之际在当今世界正日益凸显其现代价值。

　　张教授分析，日本企业员工稳定，跳槽率极低，就是得益于儒家文化。他们的做法是启迪员工觉悟，引发员工的羞耻心。互称“同仁”，增加团队凝聚力和协作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激励员工的上进心，使员工能自我约束，今天做得比昨天更好。组织内部提倡“仁”，领导者从自己做起首先做到“仁”。以仁为先，达到“士为知己者死”的目的，使日本员工普遍形成了“跳槽行为是不忠”的观念。

　　这里反映出来的正是儒家管理之道的核心———“德治”。其最早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简洁明快的语言，用现代的话可表述为：外在的控制只能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的礼义教化则可以培养人的内在羞耻之心。因而，儒家认为，高明的管理者必须善于“道之以德”。

　　由此，张应杭谈到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基本差异。他说，无论人们怎样对“管理”下定义，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管理总离不开对人的有效控制。但在如何才能实施有效控制的问题上，东西方管理学显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西方管理理论以人性本恶为理论依据，对人作自私好利的“经济人”设定，所以形成了一系列严整的外在控制手段，这种控制以权威、强制、督促乃至惩罚为手段；与此相反，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管理理论则从人性本善出发，对人作“道德人”的设定，并由此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启迪良知为主要实施手段的管理控制之道。在儒家看来，这种管理之道不仅治标而且治本，因而是管理与控制的根本之道。

　　“无为”并非“不为”

　　在基本管理理念的确立方面，道家崇尚的则是“无为而治”。

　　对道家的“无为”思想，许多人会望文生义，以为“无为”就是“不为”。张应杭说，“无为”的管理理念意味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一种管理哲学上的辨证统一之道，只有“有所不为”才可能真正“有所为”。

　　张教授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无为”故事：当年身陷“拉链门”事件的克林顿曾求救于“东方智慧”。张绪通是近年在美国形成的新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克林顿为解“桃色”困顿向其咨询，张教他的方法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即做好本职工作；“不为”，就是不对绯闻做太多回应。“在绯闻期间克林顿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外事活动，大概就是‘为’的一种表现。”张应杭说。

　　据说，在张绪通的一本新书中，附有克林顿为此次咨询而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

　　“无为”的基本思想最早由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确立。老子认为，人作为自然之子，应该效法天地自然，以他的话说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发扬光大了这一思想，提出“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因此，道家的结论是：“无为”既是最根本的处世之道也是最高的管理之道。老子认为只要把握了这一“无为”之道，在管理中甚至可以达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如境界。

　　张应杭最后说，作为中国人，在为“Ｔａｏ”（“道”在英语国家的通行译法）流行于西方管理学界和企业界而自豪的同时，更应该认真思考，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发掘出更多有益的成分，从而为中国特色管理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