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笔者对近代史感兴趣，偶有所感，便拉扯写点什么，最近的一篇题为《说到“英雄”一涕然》，是关于被孙中山先生评为“吾党唯一柱石”终遭袁世凯遣人刺死的陈其美的，我对他的舍身就死和暴戾恣睢的纠缠发了点感慨。文章刊载后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陈其美尽管犯过一些诸如暗杀同志和商务印书馆创办者等错误，但他始终拒绝北洋政府的拉拢，誓死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黑暗势力抗争，以大节而言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英雄，而我的文章未免有些唐突英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朋友的非议刺激我禁不住要追问一下了。其实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文章，早在张艺谋的《英雄》“巨片”推出的时候就想写了。把一部商业片弄出点文化的噱头是老谋子特有的本领，《英雄》落幕，一个问题自然而然会浮上观众心头：侠客，秦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按张艺谋的处理，在他心目中，当然是统一天下的秦王才无愧于“英雄”称号的。至于为什么统一天下就一定好，即使这一过程中充满了阴谋、欺骗、奴役和残杀也不足深怪？这问题太大太深，尽管张艺谋肯定能够轻巧地搬出一套理论，而且多半会得到不少人士的认同，但它至少无法说服像我这样只希望好好生活的庸人。我的一个很没出息的观点是：如果在“英雄”的许诺、指引乃至支配下，升斗小民无法得到现实的福祉，甚至还会为种种虚幻的东西赔进无数血泪，这样的“英雄”不要也罢。回头看陈其美，其一生行事的确有一股“大丈夫不怕死”的气概，但仅仅不怕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陈氏在上海都督（相当于今之市长）任上，花天酒地，任用私人，更有随意捕人、杀人等种种无法无天之举，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可以轻易放过的小节？我想，对生活在当时历史现场的上海人来说，他们的市长和谁谁谁誓死抗争并不是多么紧要的问题，只要他亲民爱民、肯为市民多做实实在在的好事就够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陈其美当年的种种非正义是为了有大结果的大义，意思是只要目的纯正，手段如何可以不问。可是这种“结果的大义”究竟在哪里呢？说来说去不过是几个缥缈的符号而已，实在有几分像电影中常见的牧师要人忍受现世的苦难，声称即将带他们到天堂里去。于右任先生历尽沧桑世变，有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他是看到了这种英雄的本质的。

　　英雄崇拜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卡莱尔在他关于英雄的讲演中就曾断言：“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可是什么样的人物才配称英雄和伟人？中西却各各有别。伏尔泰说过牛顿比克伦威尔伟大；罗曼·罗兰作《巨人三传》，选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他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正如杨绛女士所评论的，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称道的英雄人物，那种人凭借强力在虚荣和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往往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

　　什么时候，国人的“英雄观”能彻底改变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