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有论者云：西方文化主要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看重是非，耻感文化注重荣辱。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不过有一点被论者忽视了，那就是一些国人的耻感往往非常功利。

　　这里，我想着重说说某些官员的耻感。官员的羞耻感应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人格被他人无缘无故地侮辱，面子很难堪；一是自己所干的事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了损失，让别人付出了原本不该付出的代价，自己觉得对不住人。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为了个人的尊严挺身而出的官员，却比较缺乏因为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过错而主动自罚的官员。

　　轰动全国的安徽阜阳市毒奶粉案有关行政责任人近日受到查处。根据监察部的建议，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阜阳市市长行政记大过，主管工商的副市长和市工商局长、市工商局分管副局长等被责令辞职或被撤职，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市卫生局局长等也受到轻重不同的处理。

　　毒奶粉一度在阜阳市场上泛滥成灾，造成十多名婴儿死亡，相当数量婴儿残疾，要说一些官员对自己的过错完全没有认识，打死我也不信。然而，为什么非得等到上级查处才被迫承担责任呢？这些被上级部门责令辞职和撤职的人们，面对公众的愤怒，他们的心灵深处可曾有过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那份耻感？

　　不仅仅是毒奶粉事件，重大矿难、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乱占耕地，种种不该出现的事件背后，都应该有一个个看得见喊得应的责任人，我们常常只是听到事情被处理后谁被开除党籍、谁被撤职、谁被判刑，却很少听说某某领导在所辖区域出现重大问题后，因为耻感而承担过错或在无外压状态下主动辞职。

　　一些官员对耻感采取功利的态度，对自己给公众和社会带来的灾难视而不见，原因多种多样。一是，在一些人看来，当官有着巨大的个人利益，这样的人怎么会愿意为了一时的道德评价去牺牲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二是某些部门对一些官员渎职案件的查处常常走过场。一个地方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该撤职的只被记过，该记过的变成了警告，少数情况下甚至出现边犯事边升官的现象，时间长了，一些官员也就形成了一种侥幸心态：有了什么事尽量捂着盖着，撤了职，算我倒霉；没撤，我就赚了。

　　我们不太可能在中国普及罪感文化，罪感文化虽然能让人明辩是非，但它的源头是基督教的宗教精神。我们能做的应该是排解耻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让羞耻之心真正插入每个人尤其是强势人群的意识深处，并用有效的制度来确保耻感的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