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参军到全军最高的哨卡———中印边境神仙湾，后来屯垦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旋调新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七十年代中期转业到甘肃省委统战部；八十年代初调省宗教局、民族委员会，偕冯其庸先生壮游河西、探瀚海居延，从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九十年代末调甘肃省佛学院，承担全国宗教院校政治课教材《藏传佛教爱国主义教程》主编。业余时间从事绘画学习和理论研究，先后结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同时进行绘画创作，尤其对花鸟画用功最勤。得到著名美术家、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厚爱，参与撰写《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红学专家、书法家冯其庸先生称其写梅“格法自元章至冬心皆在吞吐之间”。中国花鸟画协会副会长金鉴才先生题诗赞曰：“漠漠风尘着此身，长河落日有精神；数枝玉雪阳关外，占得江南一段春。”现为甘肃省佛学院副院长、甘肃省残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会员等。

　　张强民的花鸟画创作，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追问和对现代笔墨的解读，绘画品格上直追金冬心、吴昌硕、齐白石，尤其是花鸟画中对梅花的状写，深得冬心、昌硕三味，花鸟的意象显然是君子心迹的延伸。将易学思想拟于梅花的人文生态之中，正如沈襄利用诗意的灵性去生动地概括梅花的自然形态与绘画过程那样，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境界：“写梅需是别阴阳，阴少阳多气味长；枝似柳条须要硬，花如桃放带尖方。正面端如钱眼大，侧开好似蝶飞忙；半芳须识须长吐，烂放应知有落芳。月下昏昏真笔少，雪中多半白遮藏；风雨一般分上下，烟岚一般澹花妆。”将技法与境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传授技法中又宣扬一种意识、一种场景、一种最终的境界。强民的《水墨梅花》、《玉枝琼花》、《天坠精华》等都传达出这种信息，因此，我比较喜欢强民的梅花系列，不仅仅是对梅花赋予的精神气质所在，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哲学意蕴。

　　花鸟画的意象，不仅表现在画家的绘画作品中，同时也通过绘画作品本身传达着画家对于人生和生活的感受。如果绘画中“意”能上升为哲学的控制力度，成为先验的自然力量与演变的基因，那么“象”则能够主宰在这种意境中，才能达到“意在笔先”的艺术情境。张强民的花鸟画创作正在积极地探索这种意趣的整合，不断寻找探索这种意趣的笔墨语言，达到“我写我心”的艺术追求。

　　拜读过强民关于藏传佛教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唐卡”的研究论文，才知道强民绘画的厚度来自于民间美术的滋养。在这篇洋洋大观为数以几万字的《方寸之间包容大千》的论文中谈到：“宗教为了宣扬其内在的精神，设像和创造有形的、具体的物象形态便是宗教的一大特点，由此而产生了五彩缤纷的宗教美术形式。”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学者型的画家对于自己所热爱艺术的深刻理解。

　　这对当下的画坛来讲提出了一个反思，就是对文化追述，对一个画家的成长和对画理的探研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强民在谈到去佛学院的初衷：“其实我看中的是藏传佛教美术这个宝库，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了解，藏传佛教对中国画艺术风格的影响使我受用终生。”（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