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为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关键是切实把产权、法律、道德作为培育社会信用体系的三个环节。

　　产权制度是信用的基础。产权制度包括对所有权、债权、期权、契约等所作的界定和规范，对各种权利转让和流通制度的规定以及对权利和收益的保护等。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无恒产者无恒心。在市场经济中，很多信用缺失现象都与产权制度不完善、产权关系不明晰有关。比如在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资产出资人没有真正到位，决策者的利益与企业的信誉之间从长期来看缺乏关联。决策者作出决策后，既不必对其后果承担责任，也无法预期自己能否分享企业未来的收益，导致其往往只追求或更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要靠长期信用积累才能形成的企业信誉。可见，健全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基础。

　　法律制度是信用的保障。一方面，法律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者要处罚，对其相关责任人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对于造假售假行为要重拳打击。造假售假行为是恶性的信用缺失行为。一般说来，造假成本有三种：一是直接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经费等直接开支；二是机会成本，即用同样资源通过合法途径可能获得的纯收益；三是处罚成本，即恶行败露后可能受到的查处、没收、罚款或判刑等惩罚。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讲，造假分子之所以选择造假，是因为他们预期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就提示人们，从根本上遏制造假售假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其违法成本。一是在打防结合上多想实招，如提高防伪产品和标志的科技含量，以增加造假的直接成本；二是打与扶、堵与疏相结合，在打击造假售假行为的同时，制定疏导、扶持措施，引导人们通过合法途径致富，以相对增加造假的机会成本；三是打罚结合，依法治假，加大处罚力度，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2000年我国实施的新《产品质量法》，加大了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力度，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制裁力度仍显不够。事实上，造假售假行为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破坏消费环境，损害名优生产企业的利益，破坏市场秩序和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十分恶劣。因此，对造假售假者的处罚不能仅限于对消费者损失的补偿，一定要加大立法及执法力度，使惩罚能达到事前遏制造假售假者生产销售动机的效果，以维护社会信用。

　　道德标准要切合实际。产权制度的设计、法律制度的制定，离不开对公民道德水准的正确判断。对绝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判断和定位，应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要理解、肯定并保护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本能。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离不开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判断尺度。社会需要的正常的商业道德是诚实守信，这种商业道德应该靠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来维持，而不能仅靠极少数人的自我奉献、自我牺牲以及高尚纯洁的动机来维持。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建立起十分良好的商业信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作为经济人的公民的利益本能的正确认识，缺少能鼓励人们理直气壮地保护、实现自己正当利益的机制，特别是缺少诞生、健全这种机制的人文环境。而这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公民道德，恰恰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道德，是建立社会主义信用制度必不可少的支撑点。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21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