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傲岸立世乃是一必须关注的视点。孔乙己那件至死都不肯脱下来的长衫，就与“惟有读书高”的清傲连在一起。以形而上的昂扬对抗形而下的失落，历来为中国传统士子之一途。孟子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施蛰存评价傅雷：“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联想到姜子牙直钩渭水，屈子平自诩独醒；诸葛亮躬耕南阳自比管乐，贬斥诸友仅“守郡之才”；王羲之“东床袒腹”，李太白命力士脱靴；曾国藩改原名子城为国藩以寓“为国藩篱”……如此这般，“天子呼来不上船”、“视功名为粪土”、“戏万乘若僚友”，崖岸自高意气自雄，也就必然成为一种甚值羡慕的境界。

　　虽然他们的内心永远那么洁净，他们的胸中永远那么诚挚，他们的身上永远具有勇气，但与此相随的是他们的头也永远抬得那么高昂。“无求品自高”，招牌一挂，两袖甩甩，有恃于内，无待于外，居恭色庄，决不俯身就人。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傲岸独立的精神支柱，也是“个人主义”、“一盘散沙”的思想根源。更何况他们才气横溢、高文博学、咳吐珠玉。“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卧龙先生伸个懒腰就是一句名诗。夸言无忌眼空无人，自我标高放任旷达，“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竹林七贤引领风骚俊逸千古。郑板桥晚年自述：“好大言，自负太过，谩骂无择。”康有为常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20岁的刘师培即公开署名“激烈派第一人”。青年钱钟书搁下一句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大学二年级，钱钟书就已在指责中文系朱自清与历史系吴宓的学问了。自学出身的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此言一出，陈子展一棍子就捅到齐白石的腰子上：“齐先生的画比他的字、诗、印的水平都要高，他之所以把画排列在最后，乃是有意以画抬高其它。”

　　20岁的康有为，尽管举业不顺，乡试落榜，但他在静坐时“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青年陈毅、阳翰笙等人在北京西山纵论国事，“谈到激昂慷慨之时，甚至有舍我其谁之概”。北大青年教授刘文典宣白：现在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我刘文典，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半人则未说。青年顾颉刚也说：“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做事的。”顾准20世纪50年代初曾称：“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尽管可能是风闻传言，但顾准被斥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并由此受到撤职处分，却是真真的事实。

　　政治诗人郭小川自评：“有人把我排在第一位，我看太高。我排在二三位是可以的。在运用韵脚上，我属第一，没有人能超过我。”贾植芳评说丁玲：“丁玲爱出风头，一个中学生出身，文化素质低，但有反封建精神。”就一般规律，文化程度越低年纪越轻，张扬豁显的欲望也越强烈，与外界引起摩擦与矛盾的系数也越大。再如出身湖南益阳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的史学家高敏晚年总结：“我这个骄傲自满的毛病，使我在当时和后来的生活实践中吃尽了各种苦头。自取之咎，思之怆然！”

　　从整体上，傲岸于世以示超凡脱俗，乃是知识分子必然的心理走向，乃是他们人生态度的一种必然选择。尤其对精英分子来说，若没了这份清高自诩也就无法迈开最初的步子，以建立走向学问深处必需的形而上价值标尺。从治学角度看，若没了这份狂傲（尤其青年时代），也就没了突破常规的勇气。见旗即拜、见权便跪，还能有什么创见？还能把持什么操守？所以，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这份狂傲，还真是一道不小的课题。尤其如何保护青年学子的“少年意气”，既不将其一棍子打死，又不完全听任其小半瓶墨水就晃荡起来，对每一位成熟学者来说（特别是高校教师），都是一门高深的育人艺术。所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以“大象无形”为整体教学思路，尽力使不同才情与性格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