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长沙市五一路粮贸大厦门前停放了不少车辆，又没设“禁停”标志，张先生也将车停了进去。办完事出来，张先生发现只有自己的车上多了一张城管的处罚通知书，原因是“擅自占用人行道停放机动车”。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认为，没设“禁停”标志，是“设‘禁停’标志手续复杂，并不是说设就能设的；另因车多泊位少等原因，即使设了提示标志有的车也会乱停。至于没看到设有‘禁停’标志之说，只是车主们的一个借口”。（本报6月18日A13版）

　　固然，人行道不能停放机动车。但既没“禁停”标志，又停放了许多小车，缘何张先生成了唯一的受罚者？“设‘禁停’标志手续复杂”，不应该成为可以罚款的理由。还有，车多泊位少，即使设了车也会乱停之类，执法部门怎么可以靠臆断来行使行政职能呢？众所周知，管理是执法的目的，而不是罚款。事实上，正因为还有许多公共设施不够完善才让张先生等市民出门难、办事难；也正因为原本该由某些行政部门落实到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才有了“罚款市场”的长期存在。可见，“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的执法观仍在个别行政人员头脑中存在。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任何行政权力在执行的过程中，一旦处于“不完全条件”下，就可能隐藏着行政权力的随意性和无限扩张性。试想，如果设有“禁停”标志，多建了泊位，哪个“平头百姓”还愿在那里停车？

　　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将依法行政提到“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要求行政执法机关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以，建议有关执法部门，有那些时间“蹲点”罚款，还不如快点把“禁停”标志办下来。周静（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