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福山，一个连小学也未毕业的普通农民，却在来到西安后因为一连串的维权官司而名声大噪————8年来，他先后申诉、起诉了20余家单位。他打官司的目的是要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让人不敢欺负他这个农民……

　　蹬三轮车屡遭罚款

　　吕福山的老家在陕西安康市旬阳县棕溪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96年，吕福山来到西安，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开始蹬人力三轮。

　　吕福山顶着太阳蹬了1个月车，“月底算下来，挣的几百元钱除了吃饭交房租，一分没剩，都被罚了。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些罚款从来都不开任何收据，而且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吕福山说。从此，他开始留意交管部门的处罚规定，并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一年告了八家单位

　　吕福山第一次起诉的是地税某分局。原因是他去反映交警罚了自己50元，只给出具了一张手写的“白条”。吕福山举报该大队涉嫌偷税漏税，但地税分局派人查核一番后说“查无此事”。吕福山为此向碑林法院起诉，但由于交警的罚款没开收据，吕福山无法提供证据，这次诉讼以撤诉告终。

　　吕福山与交警的第一次“交锋”是在1997年。此前他多次被交警某大队扣车罚款，每次150元。

　　“有一天我到交警队接受处罚，看到墙上贴着的处罚标准是非机动车违章一次罚10元。我觉得一定是自己遭到乱罚款了。”于是，吕福山开始向物价局、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诉、告状。一星期后，交警某大队的一名队长将吕福山叫到办公室给予了1000元赔偿。

　　1999年，吕福山接连告了8家单位和个人。1999年9月13日，吕福山蹬着人力三轮车经过一路口时，被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无故扣车并罚款42元。11月23日，吕福山将街道办事处告上法庭。后来在法院的调解下，这家街道办事处向他归还三轮车并赔偿300元。

　　这次起诉街道办事处也让受理法院受了“拖累”，原因是法院收取了150元诉讼费。而吕福山后来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收费标准中，行政案件每件只需交纳30元至100元。撤诉以后，吕福山要求法院退费，直到法院院长出面，终于退了多收的100元。

　　为辆三轮告状五载

　　从1996年开始的8年里，吕福山累计买了10辆三轮车。其中2辆丢了，1辆卖了，其余6辆都被交管队没收。

　　2000年2月15日，吕福山骑着新买的人力三轮车上街时，被交警扣了车。负责处理的韩警官告诉他：依据《西安市公安局（2001）1号通告》，他的三轮车因为“违章进城、违章营运”被没收了。吕福山不服处罚，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直到60天复议期结束，也没有得到答复。吕福山就此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交管第一大队返还三轮车、赔偿车被没收后每天30元的经济损失。

　　4个月后，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判决吕福山败诉，吕福山随后上诉，并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西安市公安局的1号通告违法。2000年12月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福山对送达判决书的法官说：“我一定要告到最高法院”。

　　吕福山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申诉历程，他先后向省高院、省人大、全国人大寻求帮助。吕福山认为：根据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作出的解释，省级人民政府、人大以下的各级政府、各厅局等行政部门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因此，西安市公安局的1号通告中设定行政处罚条款显系违法。吕福山的申诉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2003年3月，陕西省高院一名法官告诉吕福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致函该院，对吕福山“三轮车案”表示关注，省高院决定立案。2004年5月24日，省高院作出裁定，“指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另组合议庭进行再审”。“我打官司的原因是我要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因为只有靠法律打赢官司才没人敢欺负我。”吕福山说。

　　苦读熟记法律法规

　　吕福山采取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的方法，近8年里通读和背诵的法规之多令人瞠目：他学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宪法》、《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法规汇编》、《地方行政法规汇编》等法规。吕福山说：“我可以背诵这些法律70％的条款。行政处罚法背得最好，因为经常用。”

　　为了避开交警的处罚，吕福山根据交警的值勤规律调整自己的作息计划，“交警早上值勤到12点开始休息，3点开始上岗，我就从早上看书看到12点，中间利用交警休息时间蹬三轮，3点后再开始看书。”

　　“有些法官和警察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故意藐视法律，他们对我在法庭上的一些明显有法律依据的发言和要求，不是耻笑就是不予采纳。”

　　在吕福山三轮车案中担任西安市交管支队第一大队应诉人的韩警官坦言：“吕福山的起诉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但是吕福山依法维权的精神很有意义。”

　　（据《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