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6月16日报道，由北京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与民革、民建、台盟市委联合提交的《关于加强我市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和救助工作的调研报告》在上周五召开的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四次主席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一般而言，对乞丐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政策逻辑。

　　一种逻辑是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角度出发，反对政府干预和限制乞丐行乞。另一种逻辑是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赞同政府干预和限制乞丐行乞。

　　在我看来，可以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乞丐现象。乞丐市场和任何其他市场一样，都存在需求方和供给方，乞丐和施舍者共同构成了乞丐市场的主体。而任何市场的存在都是与人性的某种冲动紧密相联。

　　应该说，只要人存在天赋差异、懒惰倾向、同情心和仁慈心，乞丐市场就会有需求者，也会有供求者，从而会形成某种均衡。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乞丐的原因所在。

　　在以前，乞丐问题只是一个私人问题和民间问题，它通常被认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通过特殊的“再分配”

　　有利于社会稳定。随着乞丐的大量涌入，乞丐问题逐渐从一个私人问题和民间问题转变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和政府问题。

　　无论是反对“禁讨令”的公共政策逻辑，还是赞成“禁讨令”的公共政策逻辑，本身都存在缺陷。“禁讨令”的公共政策逻辑除了限制了乞丐的公共权利和自由之外，它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解决公共问题的逻辑。这种逻辑试图通过转移公共问题，掩盖公共问题，从而达到解决公共问题的办法。其实它本身并没有解决乞丐问题，只是从表面上消除，这一问题要么转移到其他地方，要么有一天会重新出现，这时问题会更严重。

　　反对“禁讨令”的公共政策逻辑虽然看到了乞丐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但它没有看到权利和自由的相互性，也就说放任乞丐行乞的自由，也是对被乞讨者自由的部分剥夺；没有看到为乞丐提供更体面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说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可以共同改善乞丐的福利，减少乞丐的数量，提供乞丐的福利。

　　在我看来，治理乞丐问题的正当公共政策逻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完善和规范乞丐市场，从而为乞丐乞讨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证。也就是说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应该限制乞丐寻乞的权利，而应该通过严厉打击乞丐犯罪集团，维护正常乞丐的权利；通过部分限制乞丐行乞的过激行为，维护施舍者的方便和行动自由；通过提供救济手段，维护乞丐的正当权利，从而使他们得到社会关心。只有这样，乞丐市场才会正常发展，才会真正发挥再分配的作用，有利于发挥人们的同情心，提供公民道德素质，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提供道德基础。

　　建立良好的保障和救济机制，从而为乞丐退出乞丐市场提供足够的动力和激励。也就是说政府要为乞丐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为他们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渠道，使他们有动力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发挥社会慈善组织、社区和私人团体作用，使乞丐获得及时救助，从而放弃行乞的选择。社会慈善组织需要发挥自身力量，为那些濒临行乞的人员提供部分帮助，使他们渡过难关。同时，公民要发挥乐善好施的精神，帮助自己的同胞，善待乞丐。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