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

　　《中国媒体是谁的喉舌？》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多方关注，许多网友发表了很有深度的评语，有的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无论是赞成也好，批评也好，大家对这个话题如此关心，它本身就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自己对某个理论概念的看法，而只是想提出问题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正如一位自称是“老网”的网友所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媒体不应该成为外国媒体的传声筒，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避免误解，我在《环球时报》发表此文时做了一点改动，把标题改成了《中国媒体替谁说话》。

　　实际上，我的文章探讨的是一个涉及话语权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话语权也越来越引人关注。现在世界的现实情况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就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惟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因具有相当强大的软、硬实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这就造成了现有的全球信息传播的不平等秩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球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是从强者流向弱者。如果单从新闻的角度看，许多重大事件，甚至包括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事件，其解释权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媒体手里。他们怎么报道、分析新闻对发展中国家的受众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被面临的大量信息所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来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来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一再强调，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有话语权，不能事事处处都跟在别人后面，听人家怎么讲。我的文章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出的。

　　有些网友认为，因为我们媒体的实力不如人家，所以出现这种大量编译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想借用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话来做回答。他说，“正因为我们的声音比较弱，我们才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如果连这点儿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完全被别人的声音所淹没。”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成员，我们的媒体市场也将逐步开放，这更需要我们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如何区别真伪。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开放并不是单向的。当你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你的外国竞争对手也有了同样大的空间。而当你还没有为利用这个空间做好准备，你就等于是把已经得到的空间拱手送给了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当真正有了话语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话语权。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攒稿子”，这个比喻是从“攒”电脑那里演化来的，它指的是把从网上扒下来东西，东拼西凑地“装（编译）”在一起，组合成一篇新闻。类似的例子我在《中国媒体是谁的喉舌》一文中也举了一些。

　　这些年来，为了推动新闻改革，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速度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有媒体专家形容这样的时代是“内容为王”的时代，意思是说，媒体在内容的选择和引导受众关注点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无论是在管理，还是报道和编辑国际新闻方面，可能还没有作好应有的准备，比如在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方面仍缺少独家新闻，缺少有现场报道和有深度的分析，更缺少专业化的训练，尤其是在价值观念上，有时受市场影响过重，忽视了应有的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

　　要用好话语权，完全依赖市场竞争的推动当然不行，仅仅依靠爱国主义的热情也不够，回到过去那样的管理体制下去更不行。恰如一位自称是“济南老冯”的网友所讲，对现在国际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单纯堵是不行的，应当多方面找找原因，然后拿出对策，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中国媒体是谁的喉舌》一文发表后，许多网友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找了原因，并提出不少建议。

　　有位网友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的从业人员多数是近十几年来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都认定新闻应该是绝对客观的，而且还常常以此来批评中国的新闻界。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任何媒体传播的任何一条消息或言论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它涉及新闻理论和教育，也关系到新闻从业者的报道理念。实际上，美国的传播学理论和新闻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媒体这些年来也不再过多地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tive），而是要求反映“多种多样的观点”(diversityofopinion)。比如福克斯电视台提出的报道口号就是“公正和平衡”而不是“客观”。它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一味追求所谓的纯客观，忽略了新闻倾向的时候，盲目的译介有时就会给中国受众传递带有偏见的信息。

　　还有的网友谈到，我们的媒体在用人的时候，过分强调外语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文素质、是非观念等，这是极其危险的。有的网友建议在媒体不断开放的同时，应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其实，在这些方面，美国媒体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美国媒体对专业化的要求十分严格。像《纽约时报》的财经部有110多个记者和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跟踪的行业和企业，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搜集信息，做调查研究。一旦某个行业或企业出了新闻，他们就必须拿出一流的稿件。有位编辑说：“在这里工作，你即便是写一条短短的消息，也必须是专家。”我在美国常驻时还去《读者文摘》编辑部采访过，有关编辑告诉我，他们在选取了别的报刊上的真实的故事之后往往还要再作核对。编辑或是要与原作者联系，或是与文中涉及到的人联系，确认事实没有出入后才能采用。而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是，美国媒体有着一整套相当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特别是对一些重大新闻，如何报道，在什么时候发表，用多少篇幅，怎样评论等等，各媒体都会根据各自的报道风格和理念做周密的计划。这种自我审查已经成了行业规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有专家还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学我们的邻国。日本、印度的媒体都十分注意筛选和处理美国媒体的报道，他们对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就拿印度来说，英语报纸不少，应该说比我们的媒体引用美欧媒体的东西更方便，但是，印度的主流英语媒体在如何引用美欧媒体的报道方面十分谨慎，而且很重视本国专家对一些新闻事件的评论。近年来，日本人对媒体所显示的软力量也越来越重视。最近，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组有关日本综合国力和发展战略的文章，就突出强调了要培养本国的“软实力”，把“内容产业”作为重要的外交资源。

　　应该说，中国媒体的改革与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包括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价值观念、行业规范和理论素养等内容。这样的文化重建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媒体能否担负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所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