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日前报道说，国务院属下一个专责小组，最近提出特赦全国贪官的政策建议：设立一个全国退赃公开帐号，只要贪官们匿名退还赃款，日后既往不究；否则，严惩不贷。官方预期，此举能够为解决积弊已久的官场腐败打开新局面。据报道，在浙江、江苏、安徽、新疆、辽宁六省区，和宁波、深圳、珠海、济南及长沙等二十个城市，均已建立了不同名称的廉政帐号，目前这些帐号上缴的资金已超过亿元人民币。其中，仅浙江省帐号，在五个月内就上缴了一千九百多万元人民币。大陆对贪官给出路、给退路的政策已初见成效。

　　中国目前的反贪工作，可以用“任重道远”来形容。主要表现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形成“权势者多贪多占”现象，腐蚀了一大批官吏，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链。对这些贪官，如果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由于法不责众，贸然落刀，或会酿成社会极度动荡的危机；如果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腐败“呆账”，简单地一笔勾销，无论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是在民众心理上，又都行不通；但是，如果采取鸵鸟政策，则官场腐败将继续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

　　事实上，中国反腐决心不可谓不大。且看，从一些七品芝麻官，到一批高官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直至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都一律查究；至于躲在各国的外逃贪官卢万里、余振东、萧洪彬之流，不论是在美加，还是在澳纽，或者纵使远远躲至太平洋的毫不起眼的小小岛国例如斐济，都难逃恢恢天网。但是，尽管政府严打贪官，中国腐败官员的“出生率”仍然大过于“死亡率”。

　　问题在于“贼比兵多”。据中国媒体称，在通常情况下，中国贪官除非“撞在枪口上”，才会遭到查处；对于隐案，即使只针对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腐败问题，廉政部门就已经力不从心，如果适当降低赃款查处标准则更甚，只能望洋兴叹。中国的贪官就像春天的毒草，割了又长。贪官越查越多、越抓越大的根本原因，一是在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毒草”所赖以生长的沃土，二是在于官场既得利益群体，变成了整饬吏治的绊脚石。因此，导致官场旧腐未了新腐又生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大陆官场腐败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官员自律方面的原因。大陆的改革开放，由于史无前例，西方国家许多市场化的做法又不能够照搬照用，社会立法规范和监管工作总是大大滞后于实际工作，因此在不同的改革领域，在不同的改革进程中，都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行政失序状况。由于制度不健全，许多掌权者“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脚。”一旦湿脚以后，如果没有机会回头上岸，或者贪念难抑，就更有可能破罐破摔，径往河中深处走去。由于机制性腐败已经深入政体膏肓，当局治腐就必须要有新思维。

　　“退赃化罪”的特赦政策能否奏效？不妨考察一下香港过往的做法。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众消费能力联袂增长。长期以来警界与黑社会蛇鼠一窝。警匪不分的结果，导致社会治安极差，民众怨声载道。香港社会当时似乎无可救药。一九七四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狂刮廉政风暴，连破葛柏等重大贪污案。城中数万警察惊感“大限已至”，抱着“鱼死网破”的绝念群起反抗，采取罢工甚至聚众冲击廉署的极端行动，形成警察与廉署的直接冲突，造成社会更大不安。廉署工作因而一度陷于停顿。为安抚民心，港府即于一九七七年宣布特赦令，对以往非特大的贪污案一概特赦，同时继续积极肃贪。由于化敌为友，分化瓦解了对立面，香港廉署的肃贪工作就势如破竹，长期实施，效果显著。

　　由此可见，“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只适用于罪大恶极者；对于协从者，万万不能滥开杀戒，否则会造成过大的对立面。这个原理，也极像旧式燃煤动力火车的启动，在开动前，总是要先“框当框当”地略退一下，减轻阻力，然后才能够徐徐启动，逐步加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陆采取“退赃化罪”的做法，如今既见初效，下一步就应在彻底“化脓引流”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反腐防腐的制度，强化执法力度，形成政治躯体“生肌消炎”的良性机制。否则，难免死灰复燃，前功尽弃。(来源：美国《星岛日报》6月21日社论；题：中国特赦贪官以“退”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