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敢于自我尊重乃是中外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一条精神尺度。如何评价这份十分接近个人主义的自我尊重，实际上联系着如何从整体上评价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一点上，必须十分小心。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个人主义就渐渐沦为万恶之源，个人欲望须遮颜过街，个人必须归于“阶级”、“国家”、“人民”、“集体”等共名之下。就是丁玲、郭小川这样大红大紫的革命作家，也被斥为“个人主义”，躲在残荷败叶下瑟瑟发抖。

　　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只有当个人得到尊重，个体价值得到肯定，自由的旗帜才能真正飘扬，社会才能获得发展，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桀骜不驯的王亚南被誉为有野马精神。1946年，他就室号“野马轩”与一位学生谈道：“每滴海水越是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自由地活动，大海才能成为威力无比的整体，每个人越是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想也就越是临近。你应该知道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定义（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结成的公社）。”

　　钱钟书、季羡林从不过访别人。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钱钟书，他要到友人弥留时才去医院看望一下，以尽青年时代的交情。钱钟书还有一则经典段子：某权威人士年初二上门拜年，说了声春节好便要进门，钱先生只露一条门缝：“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硬将人家堵在门外。至于江青点名要钱钟书赴国宴，钱先生依然拒绝，且不以身体不好相推托，更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增添了经典话题。黄永玉与钱钟书住处相距不过200米，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20多年间也只探访过一两次，家乡送来春茶或春笋，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就走人。

　　张爱玲也从不愿与权势熏天的人物为伍。喜静贵独，不仅可保持一份清静与独立，更是对生命与时间的一份珍惜。与其神聊飞扯浪费时间，还不如默默耕读有助增进。而且，对于达到一定境界的学者来说，与人交流思想其实是很困难的，“他人即地狱”。对此，他们一般都知难而退。余英时回忆其师钱穆：“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金庸的《明报》为实力派作家开专栏，使一些作者成名，然稿酬相对较低，作家亦舒要求增酬，金庸拒绝了。于是，亦舒在专栏里撰文骂金庸。金庸看了笑笑：“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一点不加。”而对那些闭口不提加稿费的，到年底反而会加一点。金庸气度不可谓不大，但也表现出性格中好强矜持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曾多次辗转托人请陈寅恪写唐太宗传，意思是以唐太宗自比，让陈寅恪借着写唐太宗而吹捧他蒋介石。陈寅恪表示坚决不写。

　　季羡林谈到与老同学胡乔木关系时有两段心理自剖：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

　　留英法学博士王世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到台湾后又任“总统府秘书长”，深陷政海，但他1981年90高龄逝世时，遗嘱墓碑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表明他最看重的还是1929－1933年担任的这一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