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层职位受冷，反映了一些人的权利价值观。也就是说，同样的权利产生出的效益是不一样的，权利之于百姓为同，之于当权者则异。因为在中国，权利本身不代表什么，但通过权利，掌握着权利的人往往可以获取其背后的巨大利益，同样是副院长，一个是法院的，一个是高校的，两者之间的利益差却是巨大的。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人心目中权利等于利益的观念并没有消除，反而是愈演愈烈。须知“从政”尤其是所谓的“从长之政”的意义不在于谋求个人的利益，它是一种“权为民所用”的事业，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抛弃“权力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树立起“权力的责任感”。通过权利的实施，我们应该发现公众才是权利的受益者，而不是让权利成为某些人谋取利益的工具。

　　（蒋毅）

　　公开选拔干部，虽然是党政机关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有效形式，但这并非党政机关一厢情愿的事情，应聘者的需求、应征市场的容量，这些因素都不能被忽略在公选之外。如果客观上忽略了这一环节，体现了主办方想当然的工作失误，还有情可原。但若是有着主观动机，存在主动规避这一症结的想法，那就是拿公开选拔造轰动、求反响，是一种无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出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应视为现实结结实实地抽给主办方的一耳光。

　　（中都宰）

　　学术应远离“官气

　　此次规模大、放长线的“招官”举动若非“噱头”，就绝对是一次有关部门摆错了位置、选错了对象、划错了范围的行动。

　　高校的“中层”是干什么的？对于校务行政来说，他们是管理者；对于学术业务来说，他们是当仁不让的学科带头人。高校作为集教育、科研功能于一身的事业单位，应当遵循教育体制和人事体制改革方向，摆脱官场运作模式，以聘任制激活队伍，选拔那些在学术有建树、管理有才能者担当重任。高校中层由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亲自来圈点钦定，不仅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影响高校内部管理自主性、积极性，也极易把“官本位”思想带入学术领域。高校“中层”不是官，各级党政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打破陈旧的思维惯性，首先在认识上为其摆正位置，尊重学术业务管理的自身规律，充分为高校放权，才能真正为高校管理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避免学术身份与官员身份纠缠不清所带来的学术霸权和学术腐败。

　　之所以说选错了对象、划错了范围，主要在于高校管理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对学术水平、专业要求极其严格，注定了选拔方式不需要大张旗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聘对象更不能把全体公众纳入进来。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领域，选拔院系负责人首先要在这些领域内进行。一个院系领导究竟称职与否，高校里的教学科研人员最清楚。要让这些“伯乐”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慧眼识才、公正荐才，提升高校“中层”选聘中民意票的价值。在此过程中，上级组织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把握政治方向，构建畅通的民主渠道，让制度监督和公众监督都能发挥作用，杜绝高校管理和学术领域里的“近亲繁殖”。

　　在现代社会，高校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成为人文建设、科研教育的制高点，学术应远离“官气”，还原科学文化圣殿的本来面目。常州大规模“招官”受冷遇，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对高校进行科学管理势在必行。

　　（摘自《青年导报》文／张培元）

　　应修正官员责、权、利的比例

　　公选受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招录的岗位都是副职，或中层干部，不能显著体现出岗位的权与利，尤其是高校的那些岗位，本来就是个“清水衙门”，提供的还是中层岗位，当然不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衡量的尺度常常就是权与利。

　　一个领导岗位是责、权、利的三位一体，处理好这三者关系、调配好三者的比例，是调节岗位冷热的根本手段。在古罗马时代，以及中国奴隶社会初期，都出现过人们不愿做官的现象，是因为那些时代的官是重责、中权、轻利，说句大白话，就是当官“不划算”。此后，责、权、利三者比例大变，产生了轻责、重权、厚利现象，“官本位”风气随之渐浓，以至有人挖空心思入仕为官。公选过程中出现的冷与热，很能反映每个岗位所承载的责、权、利三者比例关系是否协调，这正是人事部门开展工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常州公选工作的“遇冷”，让公选制度打了个“寒颤”，说明应该重新调配这些岗位责、权、利的比例。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洞察问题所在，并将这种思维运用于那些抢手的领导岗位考核、任用中去，修正官员责、权、利上的比例，让社会对各个领导岗位的追求维持在适当的“度”之内，力争选好官、为民做好事。（郭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