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

　　1991年4月，摄影记者解海龙深入安徽采访希望工程，在众多的泥孩子中发现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全国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2002年10月，担任了11年希望工程形象大使的苏明娟却突然提出终止希望工程对她的援助计划的要求，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时至今日，形象大使带给苏明娟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改变和生活？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联系了苏明娟目前所在的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接通苏明娟宿舍电话。

　　“13年来挺累的”

　　苏明娟对于媒体采访，尤其是在她2002年上了大学之后，大都是拒绝。

　　记者：从1991年你被人所知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你觉得这13年是一种什么感觉？

　　苏明娟：有时候感觉挺累的，因为我也只是一个小女孩。一些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人生还很短，经历的事情也很少，有时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烦的感觉。但是冷静一想，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并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我还代表着希望工程，所以我仔细思考一下，觉得我做这些事情能够为希望工程出点力，能够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孩子，我心里还是非常乐意的，非常高兴的。

　　记者：家乡现在的孩子怎么看待他们这个大眼睛的姐姐？

　　苏明娟：有的时候也是把我当成名人来看待。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经常外出或者是经常上电视，他们还会把我当成非常陌生或者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局外人来看。但是很多时候我是把自己的心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是我家乡的一名孩子，并且永远都是家乡的一个小孩。

　　记者：其实在你命运因此改变的同时，你好像也不得不背上两个字，叫作责任。

　　苏明娟：是的，当年照片发表之后，我很快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很多人在看到希望工程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好像我的成功就代表所有希望工程那些孩子的成功。我觉得我身上背负着很大的责任，首先我必须做得更好，然后才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希望工程那些孩子也是非常好的。

　　记者：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有不同于形象大使的想法，这时候该怎么抉择？

　　苏明娟：以往的某些时候，闹个人情绪的时候想不通，觉得自己一个小孩子，非常小，需要背负那么大的责任，需要做这种事那种事，有的时候心里非常烦躁，但是仔细一想，觉得自己作为形象大使，对社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考虑，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

　　记者：再过20年的时候，眼睛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像13年前的时候那么亮？

　　苏明娟：我想再过20年，那时候已经到了中年，可能眼睛没有现在这么好看，但是我觉得会留给人们一些思考吧。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

　　毋庸置疑，那张希望工程的照片改变了苏明娟的一生。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开始改变？

　　苏明娟：1992年吧，当时解海龙叔叔带着照片回来找我，他的手上还有一叠给“大眼睛”的捐款。当时大家还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只是叫我“大眼睛”。政府和学校用这些钱给我们增加了硬件设施，买了更多的书籍，请了更多的好老师，让我和我的伙伴们圆了读书的梦。

　　后来又有很多的人邀请我出去参加公益活动，当别人争相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大眼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以前那个只在穷山沟读书的苏明娟了。

　　记者：你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这张照片改变了你的人生？

　　苏明娟：我确实是受益者，我的学习和生活比往常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我多次走出大山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解叔叔的一张照片，把我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那些人帮助了我，使我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为学费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发愁。能够使我安心学习，很顺利地从小学一直走到现在，走进大学。作为解叔叔，他也因为那张照片为希望工程、为我们这些穷孩子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非常感激他。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双眼睛已经不光是属于我了，它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功能。值得庆幸的是，读书的这么多年来，它没有变成近视，挺争气的。

　　记者：你现在还在为希望工程做宣传吗？

　　苏明娟：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同之前所说，这是我的责任。许多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还没有机会读书，一方面是家庭贫困，拿不起学费；另一方面则是家长观念落后。所以，上大学的这两年里，我还担任了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推出的“春雨行动”形象大使，成为贫困大学生的代言人。

　　此外，我还和倪萍一道在2003年被聘为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苗圃行动共同主办的大型步行募捐活动———“助学长征”的形象大使。

　　“我不再需要希望工程援助”

　　苏明娟在入读安徽大学两个月后，致信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出要退出希望工程对她的援助计划。去年暑假，她到合肥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做售楼小姐。

　　记者：既然你是希望工程的受益人，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苏明娟：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有个学生给中青会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已经在大学里勤工俭学能够养活自己，所以要退出援助计划。我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了，想了几天后，我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的时候，就提笔给中青会写了信。

　　其实在我9月份走进大学校园后，就发现有些同学家庭生活条件同样艰苦，而我现在至少有希望工程援助学费，所以想在生活方面节约一点，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其他同学。

　　记者：你又拿什么来证明已经不再需要希望工程的帮助了呢？

　　苏明娟：当时虽然刚刚走进大学校园，但这是我人生新的起步，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已经变得成熟、有责任感。我在信中诚恳地希望退出希望工程对我的援助计划，我觉得进入大学，每个人都应学会自立自强，我可以利用我的课余时间和假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我想那些捐助可以用在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同学身上，让他们不再受贫困的困扰。

　　我在大学期间的学费是由北京青基会联合企业赞助提供的。平时在校期间，我的生活费也不多，都用在了买书上。况且我父亲在金寨县城开了一家面馆，母亲也在家乡桃岭乡张湾村收购板栗，虽说生意都不是很好，但是足以提供给我相应的生活费。

　　记者：听说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还继续为你提供援助，但你还是出去打工了？

　　苏明娟：是在去年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去合肥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在售楼部工作，赚了一点钱。

　　记者：人家是因为“大眼睛”苏明娟才买了房子，还是因为你打工工作确实做得很成功？

　　苏明娟：我认为是因为我的工作卖出了房子，而不是利用我的名人效应卖出了房子。因为在卖房的时候很多人不认识我，我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售楼小姐站在柜台后面，人家不是因为我是希望工程的“大眼睛”才来买我推销的房子。这个钱是我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第一份钱，意义有点不同，我用它买了书。

　　“选我当干部不是因为‘大眼睛’”

　　苏明娟目前担任学校团委组织部部长，同时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有关负责人说，苏明娟当上干部，是靠选举产生的，学校并没有干预；从这么长时间的考察来看，苏明娟还是能胜任这个工作的。

　　记者：据你们老师说，你在学生会当干部是由同学选举产生的？

　　苏明娟：从一进大学，我就非常希望进入学生会工作，希望为大家做一点事情。同学们选我可能是我会帮助同学们争取福利吧！我经常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同学们让我要谁谁谁的签名，我尽量帮助他们，当然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电话那头又是一串笑声）

　　记者：你觉得大学的学习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

　　苏明娟：我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受教育。我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在地里劳动以养活全家。也正因为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不管家里有多困难，都会准时地把我送到学校读书，我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认真读书。但也形成了死读书的不良习惯，比较沉闷，正是因为这样，我的性格也比较内向，在刚进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说我不是很容易沟通。经过快两年的大学生活，暑假实践，我觉得学习应该是多种形式的。金融行业更是如此，不光要有清醒的大脑，还要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

　　记者：现在感情的问题上有收获吗？苏明娟：这个问题我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