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纳雍县百兴镇水头上村的李小东来说,他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因为父母在贵阳打工,他在省城贵阳出生;而不幸的是,年仅8岁,已经和奶奶生活了3年。父母在外打工,顶多春节回家一趟。而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是比他大2岁的几乎是一出生就与奶奶厮守在一起的哥哥。比兄弟俩更为不幸的是他们的姐姐,由于爷爷早就过世,体弱多病的奶奶已是70高龄,姐姐在自己的家里住了不到两年,随着两个弟弟的相继出生,只能被“分派”到外婆家,由外婆抚养。

　　在笔者的安排下促成了三姐弟的相见,但情景却让人心寒:见面不到10分钟,哥哥拉着弟弟要到邻家去找伙伴玩;无所适从的姐姐站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家里却显得很木然,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说要“回家”,明显看出,她是那么的内向。

　　在村里一条小沟边笔者找到了李小东两弟兄。他们赤裸着身子,在水里打闹、“搭桥”、“种田”……。而观望他们的是一起玩的伙伴的爷爷。这位爷爷告诉笔者:他和老伴在家抚养大儿子家两个、二儿子家两个、三儿子家一个小孩,上还有80多岁高龄的母亲,每天还要干农活。“大人都出去打工了,这么多小孩管也管不住,有时连管的时间都没有。”爷爷奶奶上坡干活,5个小孩就和80多岁的太奶奶在家,没法管教,只能放任自由。当笔者问到“他们都读书没有?”“有的读,有的还没读。”“成绩怎样?”回答是“不晓得,总之每天都去了。”

　　目前,由于夫妻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不少乡村剩下的,往往是独自在田野里劳动的老人或独自坐在家门口守望的孩子,像李小东一样的农村父母进城打工后留下的子女,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在分析部分农民工留守子女所患上的“留守综合症”时总结为:“无人管教自我放弃”、“情感缺失冷漠内向”、“四处奔波学学停停”、“读书无用打工有理”。据笔者调查,农民外出打工,造成了“隔代教育”,由祖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孩子,这造成了家庭“空心”、亲情疏远,使这些留守的子女失去称职的监护人。传统的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教育模式被打乱。而童年,正是一个人的性格、个性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亲情的呵护与关爱才能健康成长。当前农村大部分的祖辈,不仅年龄大,与孩子存在较大的代沟,而且多为文盲和半文盲,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与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不尽合理,往往只能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这就对留守孩子的教育不仅促进很小,有的甚至扭曲了孩子的教育。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小一点的留守子女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代抚养,大一点的则兄妹自己撑起一个家,他们集读书、干农活为一体。由于没有能把握方向的家长,自我放弃、走向极端的不在少数,部分人滋生“读书无用”的思想,一心想进城打工。在惠水县摆榜乡调查时,一位已经不想读书的年仅12岁的男孩反问笔者:“读书有什么意思,我爸爸妈妈还不是能挣钱,他们还不是没有读过书。城里肯定比农村好,要不然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去就两年多不想回来?”

　　在紫云自治县宗地乡,笔者被邀请到一所乡村小学为小学生们上课,随机作了个调查,发现父母长年在外的留守学生成绩一般较差,而更为重要的,这一部分学生中有的内向、孤僻、厌学、心理和生理发育失衡、德智体发展滞后,心理健康令人担忧,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

　　据贵州民族学院福特项目一项对农民工情况为时半年的调查显示:46．63%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由孩子的爷爷或奶奶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代抚养,60．44%的农民工认为“打工影响了对孩子的正常教育和培养”,但是,在被问及“如果考虑经济和家务以及对孩子的教育,你觉得在外打工的所得能补偿你的所失吗”,65．03%的人选择了“能”,这证明,农民想要以进城务工等渠道来解决农村的诸多问题,包括子女的教养。

　　农民进城务工,对于城市建设和农民致富奔小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和媒体对与父母一起进城的子女讨论和关注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留守在农村的子女的总数大于流动到城里的孩子数量。这一个群体的教育、人格培养、品质塑造及个性培育等,成为了社会应该关注的话题。

　　有关专家认为:针对“留守”孩子的品德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问题,社会应定期对其开展思想教育和情感教育;实行感情关爱,父母要“常回家看看”,经常与子女保持电话、书信交流,让他生活在爱的阳光下;而最理想的方法是农民工子女随其父母在城镇就近住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样便于子女接受到亲情教育,健全自己的人格,培养健康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近年来,“留守孩子”现象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这表明,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市政府也将承担起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留守孩子”有望来到父母身边,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作者：李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