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傲岸立世似属“个人小节”，但如果这一“个人小节”联系着历史，“小节”往往也就坏了大事。康有为的狂傲就破坏了戊戌党人本应竭力维护的统一战线，断送了大好的变法形势。当年，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只因为首倡变法，“强学会”（1895年夏发起于北京）风行一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淮军将领聂士成等诸多一二品“高干”皆聚旗下，还有谭嗣同等人鼎力呐喊，声势夺人，又得到皇帝支持，几年前还是一介布衣的康有为竟然不知所以，傲气四迸。其时，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2000元加入强学会，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却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弄得十分器重康有为的翁同龢也在日记里说：“康祖诒（康有为字）狂甚。”梁启超也说他老师：“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如此高傲示世，不讲统一战线，不求务实，不争取多数支持，强学会未得一年之寿。1896年初，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便将强学会参劾下来。

　　唐德刚认为：“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狂妄自大，势必穿上教条主义的裤子，要求所有客观俯就其个人的主观，以己裁人。不穿教条主义的裤子，又凭什么去裁人量人呢？穿上教条主义的裤子，自然不讲实际，不肯圆融让步，将送上门来的同盟者关在门外。而且，还得意非凡，自以为干了一件如何如何痛快的大事！康圣人的“狂狷”并不是得势之后的一种姿态，而是一以贯之的行为。早在1893年，孙中山求见，康有为即以拜师为俯见的先决条件，惹得孙中山拂袖而去。“圣人”与“国父”就此缘悭一面。中举后，康有为又拒绝“谢恩”惯例，不肯拜见“慧眼识珠”的主考官，弄得狂名满天下。三劝之下，总算拜乡试主考许应马癸为房师，然师生关系形同水火。维新时期，参劾康有为最力的便是这位礼部尚书许大人。

　　针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唐德刚有一段总结：“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大位’，中了头奖，当了‘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架子撑得那么大，只手擎苍穹的价值定位又拔得那么高，哪里还谦虚得下来？宋人曾子固批评王安石：“勇于有为而吝于改过。”徐懋庸说这九个字对王荆公很贴切。其实，也是中国士子历来之通弊。

　　虽然知识分子好有“包打天下”的雄心抱负，太白诗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然而，不仅任达旷放的文人骚客不宜为官掌政，就是具有理论创造与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一般亦不宜进入执政者行列，倒是理论水准中上且性格温和的人，较宜领导岗位。越具有理论创造能力，必定想像越丰富气质越冲激，容易深入也容易偏激。看起来这好像是性格上的小事，如其参政或主政那就关系到大事了。尤其那些最具有理论创造与思辨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为社会直接服务的最适宜方式是议政。因为，创造设计需要激情与冲动，参政执政则需要沉稳与中庸。在议政中，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既可得到发挥，对政府有所裨益补充，而其冲动急躁的一面则能及时得到同行的纠正与检视，不至于对实际操作形成危害。宁可慢半拍，不可快一步，此为执政者所必需。刚刚出炉的理论构想，一般不宜立即进入现实操作领域，必要的论证与辨析是不可或缺的“冷处理”。走一步，看一步，似慢实快。走得太快太急，还得回头找路，似快实慢。20世纪的中外历史均表明：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永远是人类不可丢弃的拐杖，对花里胡哨的浪漫主义，则须百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