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的电力供需缺口巨大，业内专家预计达到3000万至4000万千瓦时，这个数字十分惊人，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的全年发电量，需要再造两个三峡电厂才能满足。

　　造成电力短缺的原因很多：水库来水不足影响水电产出量，煤电价格之争影响火电厂正常生产，连年的高温干旱使城市空调负荷和农业灌溉用电大量增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用电需求高速增长与电力供给的增长不协调，过往电力投资不足导致现有发电装机容量不敷使用，这是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

　　而之所以电力建设投资严重不足的实质根源，一是现行计划审批体制的僵硬化，导致了对供求变化的信息反应迟钝，二是用行政手段对能源利益进行分割和国有大企业基本垄断电力经营的局面扭曲了市场机制。“九五”期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用电增长随之放缓，中国一度出现了暂时性的电力富余。这使得政府和电力企业对电力供求关系的长期预测发生了误判，并在电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产生了政策和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

　　为了应付超常的电力紧缺局面，除了将拉闸限电的“非常措施”作为常规手段频繁使用之外，政府动用了价格杠杆调节电力市场，电价普遍上调（西部电价上调0.02至0.03元/度，东部上调0.02元/度，全国电价平均上调0.014元/度），实施分时电价以“移峰填谷”，并且，向公民发出了节约用电的道德要求和政治号召，要求公务员带头响应，试图开展一场全民性的“节电爱国运动”。

　　目前的“电荒”可能在两三年内缓解，也极有可能因为各地“一哄而上”的电力投资和国家对高电耗工业的“宏观调控”而形成下一轮的“电力过剩”，然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只能满足于低水平的电力“均衡”，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力充足”。中国的用电总量虽仅次于美国，但中国的人均占有量仍然只及美国人的1/10。如果要接近先进国家的人均用电量，中国的发电量将超过当前全世界的发电总量，除非电力领域有突破性的技术变革，否则，以中国的煤炭、水力资源状况和环境状况，这是不可想像的。中国目前的用电构成非常低层次，工业用电超过70%，农业用电占6%左右，商业服务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只略多于两成（这一比例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中国电的消耗主要是资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若要大幅度地提高全体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中国的电力短缺就必将是长期性的、战略性的。

　　资源不足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硬约束，而电力体制的严重弊端则构成了突破电力瓶颈的软约束。电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低，大概是除了银行业之外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迄今为止，电力行业仍保持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基本上通过行政计划的手段来进行产业布局、电力投资、电力调度和电价调整。

　　“关系到国计民生”不是拒绝和拖延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合理借口，恰恰是必须尽快完善市场化改革的充分理由。市场竞争才是奖优汰劣、优化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才是确保国家电力安全的可靠保障。

　　实施不久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正在完善过程之中，电力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但这样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因为电力市场还远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真正市场。对于电力市场，审批权的大部或全部完全可以取消，垄断完全可以打破，趁电力紧缺的时候向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市场，可谓正得其时。即使对于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输电网，国家也可以用股份制的方法改变投资结构，用拍卖电网经营权或招标出租电网使用权的方式形成多元竞争。政府应该将精力放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上面，制定和维护游戏规则，让多元化的投资者、经营者在同一个规则之下公平竞争，这才是政府部门应尽的职责。（香港《凤凰周刊》专供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