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

　　自由与责任如影随形，不可分割。这是一种常识。对于学者而言，追求学术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同样是有机统一的。这应当成为一种自觉。

　　学术自由是学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学术研究得以保持繁荣，学术创新成果得以大量涌现，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保障学术自由，不仅是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也是我们国家努力实践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学术自由还存在着种种误解。有的学者过于追求象牙塔式的学术环境，“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是在追求一种遁隐式的消极自由。有的学者把学术自由理解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在追求一种不负责任的绝对自由。有的学者奉行所谓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学术研究只关注事实而不涉及价值，忽视学术研究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相关性。这是在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自由。

　　以上几种观点把作为研究者的学者与作为社会成员的学者割裂开来，把作为负有一定特殊使命的学术活动与作为社会活动一部分的学术活动割裂开来。实际上，学者首先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有着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观，这种情感和价值观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学者的学术研究。而且，在现代社会，学术活动及其结果能够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甚至关系社会的走向和国家的发展。因此，学者应当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即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满足，不是为了对事实进行所谓中立的解释，而是要为创造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作贡献。爱因斯坦说：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前苏联科学家谢苗诺夫也说，科学的社会功能越大，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的成果究竟对人类有用还是有害漠不关心，也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是使人民境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这些话都是十分深刻的。

　　毫无疑问，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享受充分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如此。追求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切实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强调学者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同样应摆到重要的位置，不能只图一时之快，过过嘴瘾和手瘾，而忘记或抛弃自己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可见，我行我素，不负责任，是很荒唐、也很有害的。这种现象，是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避免的。

　　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要独立思考，又要谨慎立说，更要高度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这样的学者，才是严肃认真的学者，才有可能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还是借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25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