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英 张莹

　　2004年6月22日，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典礼仪式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隆重举行。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袁行霈、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金开诚、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等领导和各界学者一起参加了仪式，并为敦煌库房的正式启用剪了彩。仪式后，国家财政部、文化部的有关领导和学者参观了为敦煌遗书新制作的楠木柜盒和经过精心保护的敦煌宝藏。他们慨叹敦煌遗书今昔命运的殊别，赞扬国家文献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

　　历史

　　104年前，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随后，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闻讯而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绢丝织品及壁画雕塑掠运国外。1910年，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解运途中，又被监守自盗，敦煌遗书再次遭劫。敦煌遗书运抵京师，归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入藏国家图书馆94年来，馆藏敦煌遗书数量又有较大增加，总数达到了1．6万余号，为世界各国收藏之首。

　　价值

　　曾经有观点认为，盗宝者已经将敦煌文献中的精品尽数掠去，所剩的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佛经，其实不然，在1910年解京的劫余之中，存在大量的遗伪经、古逸经、社会经济文书及变文，为各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文化部的直接支持下入藏的近1600号敦煌遗书，多价值极高，其中相当一批是当年流散在旧官僚、旧收藏家手中的精品。这些是其他收藏单位无法比拟的。翟奉达手抄本《逆刺占》，20世纪四十年代向达先生在西北调查敦煌遗书时，曾在私人手中见过，向达先生做过详细的记录，当时无论怎样做工作，收藏者都不肯出让，向达先生深以为憾。解放后，这件珍贵文献终归国家图书馆。还有经过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过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是质量极高的敦煌文书。馆藏年代最早的则是一件写于公元417年的《律藏初分》。还有一件“残策”，其文体在《全唐文》中并不稀见，而在世界现存的敦煌遗书中却仅此一件。这一批解放后入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众多名家的钤印、题记等，使遗书的文物价值更加突出。

　　遗憾的是，这些珍贵遗书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常年挤压在数十个木箱中，不利保护和管理，更不便于学界使用。1988年，敦煌遗书搬迁至新馆，敦煌库面积比过去稍宽，然而挤压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建库

　　2002年，当国家财政部有关领导了解到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收藏条件后，遂与国家图书馆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反复论证、仔细规划，决定由国家财政拨专款，制作楠木书盒、书柜，并在善本书库中辟专门场地，新建敦煌遗书特藏库。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遗书的保存条件。新建的敦煌特藏库为古典风格，进入书库，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敦煌文化的浓烈气息和丰富内涵。

　　为纪念这项文物保护工程的竣工，国家图书馆特在敦煌遗书库房内立屏，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撰额“敦煌遗书”四字。屏背一篇《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记》，以为纪念。

　　保护

　　作为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国家图书馆为敦煌遗书的保护、利用付出巨大的努力。

　　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成立，不久面向社会开放。20世纪九十年代，由馆长任继愈主持编辑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大型图录陆续出版。2002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正式上网，学者可通过互联网便捷地查阅中英两馆藏品。2003年，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国家图书馆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基地。

　　为了将敦煌文献守护好，使之传之永久。国家图书馆不仅自己尽全力研究和保护它，还在财政部、文化部的支持下，积极向社会宣传保护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的重要意义，2003年8月，面向社会开展了“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的修复认捐活动，把保护国宝的神圣使命变为了普通百姓自觉关心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响应。

　　今天敦煌特藏库的正式启用，无疑为敦煌遗书的保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百年沧桑，抚今追昔，敦煌特藏库不仅是这些历经千余年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福音，也圆了几代守护这些国之瑰宝的工作人员的梦。在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宏伟事业上堪称功德无量。

　　正如《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记》中所说的：“劫余故物，自东晋迄于唐宋，以佛教为大宗，兼及经史百家、民间文学，较之异域所藏，不遑多让。……今承国家财政部拨款，建为专库，典藏庄严，精心护持，必致清风不坠，万古流芳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25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