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京报》发表了反对禁乞的一系列社评，给广大读者以许多启发。

　　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我想提醒所有准备设立“禁讨区”的城市———禁乞存在制度风险。

　　禁乞这种简单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其负面后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

　　当我们认为现有的乞丐并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公共安全市场正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各家相安无事，政府没有必要立法干预。

　　政府的“禁乞区”法令则可能破坏着这种既有的均衡状态。乞丐行乞基本要求就是挣个糊口钱，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禁乞区”将乞丐从繁华区域赶向贫困区域，乞丐的收入多少要下降，甚至于大幅度下降。那么乞丐作为有行为能力的人，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些乞丐可能正如政府部门所料，接受政府救济，退出乞丐市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走上相反的道路，强行乞讨、集团化乞讨、甚至假借乞讨之名进行犯罪都会呈现增长趋势。这样一来，政府执法部门划分“禁乞区”是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取得舆论上的暂时胜利，但相对应的是，社会的内耗却会加剧，社会关系变得紧张。

　　原有均衡状态的破坏带来的既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双赢”博弈，而是两败俱伤。

　　“禁乞区”的设立还有另外负面后果，那就是“非法乞丐”的盛行。“禁乞区”的划分并非就能一蹴而就，必须配备执法人员进行常效管理才能得到落实，切实落实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如果不能落实或者预期效果不佳呢？坚持在“禁乞区”活动的乞丐就会成为“非法乞丐”，当政府执法部门无法管理或者成本过高时，听任“非法乞丐”活动或者寻租就可能成了某些执法部门新的治理逻辑，良好的初衷如果不顾实际一意孤行，就会为个别强权部门或个人牟取不法利益提供了方便，不能不慎。

　　一句话，法律制裁对规范乞丐行为并不可取，道德教化方是治本之道。

　　薛亚波（北京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