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古代士子的黄金时期乃是春秋战国。诸侯裂土，政权多极，可附之皮多多，不必过于委屈自己惟命是从于一人。魏太子击（后为武侯）路遇文侯之师田子方，太子赶忙下车拜谒，田子方昂然不理。太子问：“富该傲还是贫该傲？”子方答曰：“自然贫贱该傲，诸侯大夫骄傲要失国失官，贫贱之士主张不合、议论不用则去，可立即跑到别国去，好比丢掉一只破鞋子，你怎么拿富贵比贫贱？”政权多极不仅迫使各方君主尽力网罗人才，知识分子也因此获得多元选择，骨头自然也就硬得起来。

　　从另一角度，无才不傲亦为必然，既然才弱，何以持傲？才异者因须“择友而从之”、“道不同不相谋”，如此这般，要他们不得罪周边诸人也就概率甚低。何况，从根本上，才者的遭妒源于他们的存在使平庸者得到确认，乃是平庸之所以成为平庸的映照，因此才者（尤其是天才）受到众人的嫉恨乃是一种社会必然。民谚有云：不招人忌是庸才；真君子多友多敌。可是，天才只能在非常时期获得机会，一旦非常时期结束，需要天才的外在压力减弱，能够容忍天才各种附加性毛病的客观环境也就随之消失，天才的使命也就随之终结。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天才将领巴顿立即失意，平庸的布莱德雷却扶摇直上。在中国，韩信的故事也很说明问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对绝大多数上级来说，没有多少人会喜爱狂傲的下级。谦卑而又能干，主动而又恰分，才是得用之道。

　　从社会理性发展角度，只有承认个体价值，容纳个性存在，全社会才会有生命的活力、艺术的生机、思想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抗战时期“延安四大怪人”──长发披肩与众不同的塞克、狂放不羁独往独来的萧军、暴躁激烈易于犯上的王实味、要求保证能吃鸡的冼星海，除了冼星海死得较早还算好，其他三人的人生道路均十分坎坷，甚至万分不幸。时人评曰：有性格者其人生均存缺陷。打击个性者，修理他们身上的棱角，其实是磨平了社会发展必需的某种成分。从表面看，这种个性成分似乎与社会一时不怎么协调，但从整体上，却是社会前进不可或缺的催进剂。现代管理学认为：若希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还应当提倡这份狂狷呢。支持挑战者，倾听不同声音，才是寻求发展与突破的正途。能够发出挑战、能够发出不同声音，实在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能力。如若下级全是一片诺诺，全都卑躬屈膝等待指挥，拨一下动一点，能有创造的活力吗？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宽而纳之、笑而迎之，实乃用才之道。虽然“有容乃大”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定的松弛散漫，“个性发达”的同时必然影响到集体观念，然两相比较，统而死不如放而活，紧而狭不如松而宽。个性发达的正面效应要远远超过负面弊端。1943年初，彭德怀虽然批评徐懋庸“傲上”，但还是设法将他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太行“文联”主任，掌太行山文化界帅印。若因知识分子脾气大而弃之去之，终究因小失大矣。当然，对怀有异才者来说，自然应朝着谦谦君子的方向努力，追求道德文章比翼双飞，多念念“骄傲使人自满”的经咒，虽然有点儿难度。

　　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反右、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压制，既有政治领导人方面的责任，也有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即工农对知识分子确怀不满情绪。否则，那句“柯老名言”——“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在当时也不会那么得到工农干部的普遍呼应。反过来，既然工农干部、军事干部对旧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优越感，那么也就逼得知识分子生出几分技术与知识的优越感。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之所以“骄傲”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