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自然最好。然古往今来，有时并非如此。德者少才，才者少德。北宋李劬说：“王莽、董卓都是有才能的人。”可仅有才能还不行，必须辅以德行方能办好事，方能得到群众拥护。王莽、董卓都想篡汉，犯了大忌，自然不得人心。历朝历代，德与才的矛盾都是人事管理部门的一道大难题。

　　西汉名儒董仲舒上《贤良对策》，提出改革吏治，实行选贤用能的选官制度。汉武帝执行了察举制为主的仕进制度，将“秀才”与“贤良”“孝廉”定为察举科名。“孝廉”重道德修养，每岁一举；“秀才”重学识才华，举无定期（光武时改为每岁一举）。不过，察举取士“孝廉”多多，“秀才”稀少。虽然“秀才”多授以县令以上官职，比“孝廉”重用得多。可见，德者“孝廉”易识，才者“秀才”难鉴，即对才者形成共识颇为不易，标准也不好掌握。

　　两晋时，改人选为考选，“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东晋时考试甚严，被选者常有临阵脱逃，“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文献通考·选举一》）唐代科举始设六科——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其中以秀才科考试最难，录取也最难，考生视为畏途。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妒忌问题。开皇十五年，全国应秀才科试仅杜正玄一人以“对策高第”被录取。考官奏报元老重臣杨素，杨素却连这一人都不愿录取，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他一心想黜落杜正玄，于是下令重考，令杜摹仿《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赋》五篇文章，还对杜说：“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下午3点）令就。”出此高难题目，本想刁难一下就势黜落。不料，杜正玄挥笔及时完成，杨素大惊：“诚好秀才！”（《北史·杜正玄传》）可见，嫉才乃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固有属性。仅仅希望人们自觉战胜妒忌，宽谅纳才，终难收效。

　　由于何为才者，标准难制，确实不如德者容易考察。加之要当途者承认才者，本身含有对当途者的威胁性因素，于人事上较之德者增添了难度。德者易遴，才者难选，乃古今之通弊矣。此外，对才者的承认，还有一个知识对等的问题，没有相当的才识，便不可能当伯乐。

　　有汉一代，朝廷对察举取士颇为重视，凡举而不实或有才不举的地方官都要坐罪。只是察举制本身人为因素很重，自然而然演化为贿赂成风。但当时人才稀少，察举制也是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一种取士之制。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相对普及，人才相对多起来，这才需要考选的科举制相配套。

　　进入现代，1988年据某单位一次上报的100份《干部任免报告表》分析，67份只重德不重才，每份表70％以上篇幅写德，不到30％的篇幅写才，其中相当一部分写才只有干巴巴的三言两语。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的一些年里还有一则怪论，有才者必无德，似乎只有无才者方有德。知识分子若怀雄心壮志，冒点儿才气，劈头盖脸而来的便是“突出个人”、“名利思想”。

　　德才问题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然而长期以来，对德的强调远远甚于对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不止一次听到身为知识分子的一位省政协委员说：“德是根本问题，才是能力，可以培养。”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德才观，实在不敢恭维。惟德无才，其德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