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情

　　乡下秋花(电视编导)

　　如同渐渐升温的天气，本月的书市里渐渐升温的主题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文集摆在书店最醒目的位置，《史学、史家与时代》、《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将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及其承载者作为关键词，再一次放大在读者面前。和史家的宏观眼光不同，广西师范大学的《解读清华》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学术精神》则从不同的方向将一个知识者的集群作为个案提出，加以解剖。

　　最近半年来，197年反右渐渐成了热门的话题，知识分子在找到说话的自信后，还是话说从头，由这次对本阶层冲击最大的运动开始，反思新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在这反思的队伍里还是书市中，广东旅游出版社再版的胡平先生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都有重要的位置。与单纯客观反映当时历史的读物不同，书中对当时国家的态度和部分个人命运的描述无不倾注了作者的反思、浸润着高度的情感。和前段时间颇得人追捧的《光荣与梦想》参照着读起来，倒让人觉得，知识分子的问题，实在是人类共同的问题。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往事知多少》是近现代学人的逸闻。既然是逸闻，自然是比较轻松的读物，但是其中所反映几代学人的价值取向，则并不是轻逸的东西。

　　说到逸闻，有价值的无疑是当事人现身说法，比如《万象》杂志中的《安持人物琐忆》，以及孙曜东的口述等等，总能鲜活地画一个时代在人面前。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浮世万象》是孙曜东口述的集结。孙先生原是清廷高官之后，旧社会供职金融界，留恋梨园，尝厕身日伪政权，旋资助共产党人。家世煊赫加上经历复杂，然后有阅世丰富后的恬淡，如今“闲坐说玄宗”，倒是颇具绚烂过后的趣味。

　　相比而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唐鲁孙系列”则是别样韵致。孙唐的区别，前者海派刻勒，1949年后容身上海，后者满族世家，解放前远赴台湾，恰似两爿碎玉，倒将将能拼出一代世家子生活的完璧。从态度上言，唐先生是“莫谈国是，只论吃食”，尚秉隐者智慧；孙先生则早已历尽风雨，淡然从容，无所讳言也无所妄言了。

　　因为讳言所以妄言，是知识分子的大忌。当代大知识分子的活标本余秋雨先生的屡遭炮轰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被咬文嚼字的金文明先生逗得气冲斗牛方才平复，书海出版社又将当时的论争文字重加梳理，出版了《咬嚼余秋雨论争文萃》。翻看了一下，当时余先生为人诟病的两件事值得玩味，一是上海的老编辑金文明要出挑余先生毛病的书，居然在上海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揽这买卖。金先生碰到个虚阵，本来无话可说，但只消说，不免让人怀疑虚阵背后的身影。另一件是，一个小青年给余先生挑错，结果余先生不认，还祭起中国文化的翻天印，让该青年为了有利中国不必咬文嚼字，这不免让人有讳言妄言之想了。想余先生也真可怜，一路走来总有人睁了眼看、开了口骂，好一程苦旅，除了凤凰卫视，简直处处险恶，因此难免抓狂。如今的“咬嚼”一来，不免又是一番苦楚。其实道不尽的是非黑白，不问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