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敌人》
《敌人》具有侦探小说的外貌，但它并非以出示事实真相为目的，恰恰相反，所谓的真相在格非的小说中从来都是隐匿的，空缺的。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叙事策略，更重要的是，这种空缺和隐匿完成了格非对现实的隐喻性理解：谜底(真相)的本源性缺乏，表征的是存在意义的“不在”；而敌人的“不在”，却意味着它的无处不在。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敌人》的阅读中，我们经常处于文字的惊悚之中，主人公也一个个地神秘死去，但“敌人”究竟是谁呢？格非故意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线索，但是，你如果轻易地把他对应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都中了作者的圈套。作者显然无意给出具体的答案，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答案引至另外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人的内心。
人的内心一旦被敞开和照亮，我们会立即发现，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内心中那些阴暗的品性。我记得，奥古斯丁便说过这样的话：“我心就是我的仇敌。”格非在《敌人》一书中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一方面，表明现实往往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并没有一种客观可靠的真相能成为它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格非也是为了把读者从简单的故事因果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每个人都对自己内心的陷阱产生必要的警觉。沿着这条线索来读《敌人》，我们便会发现，那场大火消失多年以后，留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其实已经不是有关大火的记忆，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是这种原始的恐惧，派生了所谓的“敌人”；也是这种恐惧，把人一个个推向了毁灭和死亡的境遇。
关于《欲望的旗帜》
我非常喜欢《欲望的旗帜》里的孤寂品质，它将人存在的脆弱、矛盾和危机，人在他的世界里的陌生与恐惧，爱情的浪漫与诚实的丧失，人与人、人与自我隔绝后而有的孤独，以及在欲望这面最后的旗帜下，最后一点来之不易的爱与美的期待等，都表现得晓畅有力。作为一位严肃的思想者，格非承担了一个作家与这个时代重要问题之间的冲突而有的心灵压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轻易和解这种冲突，而是将这种冲突继续在一些现代人身上(如小说中的曾山、子衿、张末，甚至贾兰坡、邹元标等人)。在面对人的困境这一问题上，格非显得温和而坚决，当贾兰坡自杀、子衿疯狂、张末站在车站上无所适从的结局渐渐显形时，我想，格非必须为挺住他的写作与生存而付出代价。小说的末了，张末在写给曾山的一封信中说，她差一点因一朵玫瑰花就与这个乏味的世界达成了和解。我庆幸格非没有让她达成这种和解，我们时代是多么需要这种勇气和精神啊！
《欲望的旗帜》中大量涉及哲学、神学和宗教的深奥问题。今天，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可真正对自己的生存负责的人又绕不过这个死结。贾兰坡教授将他的全部梦想都寄托在哲学上，这位斯宾诺莎的忠实信徒愤怒地对轻视哲学的夫人说：“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哲学早已不能再给我们人生的正确答案。唐彼得、慧能院长等人进入神学与宗教领域，他们试图遗忘的那些疑问依然存在；子衿的困境在于无法活在真实中，他无法不说谎，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辨认进入他眼中、头脑中的事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一如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所遭遇的难题；而曾山与张末则强行征用爱情，作为抵抗虚无、冷漠的最后一道武器，可“爱情却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这些思想者，再也无法用强大的思想来达到想要达到的事，思想自身的矛盾、混乱和黑暗全都堆积在世纪末的思想者身上了，我想起马克斯·舍勒的一句话：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是啊，谁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挣脱思想这一巨大的茧呢？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如果存在可以成为不存在，如果有可以成为无，如果生就为了走向死，如果活着就是一种沉沦，如果爱仅仅是一种奢侈的念想，如果欲望成了我们新的主人，人何以继续生存、并给自己一个存活的理由？
关于《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小说。许多人或许都看到了，当代小说正进入一个日益肤浅和粗糙的写作狂欢时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在剧增，写作的难度在消失，缺乏基本艺术训练的写作者正在凭借媒体炒作获取利益——小说的品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化。《人面桃花》让我们重温了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们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它是坚韧的，敏锐的，优雅的，精致的，更重要的，它是宽广和深邃的。
格非在这部小说中，试图清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中国人内心那种乌托邦情结，以及这种乌托邦冲动付出实践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这种沉重的问题意识，以及辨析这些问题的智慧和勇气，正是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禀赋。“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神学家蒂利希的话，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格非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当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实利时代，怀想和追问一个远逝的梦想(梦想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这对于重新思索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有意思的是，格非并没有在小说中沉湎于乌托邦的玄想之中，而是处处表露出渴望回到个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中的冲动。无论是陆侃、张季元、陆秀米，他们都不是革命或乌托邦的符号代码，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边界和个人经验——而个体经验作为私人生活中一个小小的传统(本雅明语)，正是一部小说不可或缺的血肉构成。就像秀米最后所发觉的，“原来，这些最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柔软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梦想的旅行终止之时，生活本身那细碎的真实就显得愈发的弥足珍贵。从这个角度说，《人面桃花》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整体性失败，但它却为个人如何获得幸福和慰藉敞开了一条细小的抵达路径。
谢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