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当国际影坛上出现了以法国“新浪潮电影”为代表的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创新意义的影片的时候，前苏联电影也推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这些影片被西方称之为“苏联新浪潮电影”。

　　长期以来，前苏联的电影叙事语言一直没有新的建树。当时一批有新的追求的前苏联新老电影艺术家对电影的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们提出要反映真实的生活，要揭示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要表现普通人，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观众们也要求电影作品不仅反映战争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更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战争与人们的个人命运的联系。

　　在“新浪潮电影”形成之初，一些影片已经露出了创新的嫩芽。比较令人注目的有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第四十一》，导演米·卡拉托佐夫根据弗·罗佐夫的话剧《永生的人》改编的《雁南飞》，电影大师谢·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1959年的影片《士兵之歌》是格里高里·丘赫拉依继《第四十一》之后的第二部杰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影片反映的是：战争夺走了阿辽沙如此年轻的生命；使他的母亲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毁灭了阿辽沙与舒拉之间刚刚萌芽的美好爱情。影片没有用虚假的乐观主义的调子来冲淡悲剧气氛，这在前苏联电影中是新的尝试。这部影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是创新的佳作，它对以后的前苏联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里，人们痛定思痛，看到了全民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丧生2800万人，约占全国两亿多总人口的1/8。因而，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未能生还。被夷平的城市一座座重建起来了，但母亲和寡妇的眼泪却没有干。每年的5月9日战争胜利日，前苏联的很多家庭都在餐桌上为阵亡的家庭成员摆上餐具，似乎觉得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亲人；也有年迈的母亲和泪水未干的妻子在胜利日举着写有出征者名字的纸牌在村边、路口或车站等候儿子或丈夫归来。

　　战争使儿童也成了它的亲身经历者。电影艺术家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于1962年拍摄的《伊万的童年》就叙述了一个备受摧残的、夭折的童年的故事。情节甚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12岁的伊万，成了一名侦察员并牺牲在盖世太保的魔爪下。

　　影片是根据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万》改编的，但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决定要在片中加上伊万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中丰富深刻多了。在银幕上，伊万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那便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塔尔科夫斯基用电影语言在银幕上写出了一首诗：描写遭受战争摧残的“伊万的童年”的悲剧诗篇。这首诗表现出的是遇到了战争之后，这童年变成了什么样；也表现出，如果没有战争，它又会是什么样。

　　伊万的形象不是银幕上常见的那种穿着合身的小军装和皮靴的、被收养的“团队之子”式的小战士，而是一个面孔黝黑、浑身颤栗、背上布满伤痕、由于发抖而牙齿相击作响的小男孩。战争毁灭了伊万这一代人的童年。伊万饱经风霜，变得早熟和深沉，他已经失去了儿童的纯真和信念，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恢复了对生活的光明的概念。

　　在梦中，伊万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的，他与大自然的美和人的情感的美以及整个美好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实中，伊万仅仅是作为一个复仇者，作为一个武器而存在着。只有当伊万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报了仇之后，他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伊万的童年》的激情是悲切的，伊万的死被描绘成人类的灾难。片中，塔尔科夫斯基本人的观点表现得极为明确而活跃。因而，《伊万的童年》属于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电影”的范例。影片无论就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来说都是一部杰作。

　　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获196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旧金山电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是著名电影艺术家米·罗姆的学生，《伊万的童年》是他的成名之作，后来他又拍摄了《安德烈·鲁勃廖夫》、《镜子》等影片。1983年他在意大利导演了《怀乡》。之后，在国外定居。1985年他在瑞典导演了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牺牲》。1986年他在巴黎病逝。西方影坛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与费里尼、英格曼·伯格曼等齐名的大师一级的电影艺术家。伊万的扮演者柯里亚·布尔里亚耶夫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现在已是职业电影演员并尝试着导演影片，1983年他主演了《战地浪漫曲》。

　　本文原载《大众电影》，本报转载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江南时报》 (2004年06月28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