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新京报》发表了作者邓清波《民工怎么成了演习的假想敌》一文。读罢该文，笔者第一感觉就是作者是否有些过敏？同时对于这样的时评文章能够在《新京报》发表，也感到比较意外。笔者想，这是否也意味着该报的时评有流于某种小资的无聊絮叨的危险。

　　先说我为什么认为类似的时评是一种小资的絮叨。时评固然由于其对时效的追求，从而导致深刻性的相对薄弱，但这并非意味着时评就应当自甘流于平庸。至少其观点的新颖以及一定的理性诉求还是需要的，也许这一观点的论述还不够深刻和全面，但也应当避免人云亦云，或者成为一种流行的标签式的观点再配以某一用作事例的新闻事件的八股文章。这样的时评与其说是思想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更准确一些，顺带想说一句，今天时评界有太多的撰稿人所从事的恰恰就是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作。

　　再说邓文，作者认为以民工为防暴演习对象就“可能对民工构成歧视。因为，尽管这只是演习，但客观上仍然给人以不好的印象，仿佛警方演习主要就是为了对付民工，而民工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这一推论可谓逻辑的强暴。

　　抛开此点不说，我们应当承认社会客观上存在着民工集体闹事的可能和危险。民工为什么会闹事是一回事，民工闹事需不需要制止是另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应当承认其存在的合理、合法而不予以打击。

　　不同的政府部门职责不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不是公安部门的主要职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也和公安部门承担自己的职责无关。你不能因为同情民工而指责公安部门。事实上，理性的对待社会的真实存在恰恰是公安部门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难道一味回避可能发生的民工闹事就是对民工的尊重吗？笔者并非反对尊重民工，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如邓文这种温情的泛滥和乱用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秩序以及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培养恰恰是有害的。

　　呼吁全社会都来尊重民工固然应当，固然无可厚非，但如何呼吁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这里应当警惕的是如邓文般以对一个群体（公安部门）的不尊重来呼吁对另一个群体（民工）的尊重。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公民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这并非意味着公民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表达。(稿源：红网)(作者：默庵)(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