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自今年“两会”之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以来，中央政府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经构，对各地不顾大局、不计后果的投资项目及时叫停，避免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称，今年一季度，全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相当于去年上半年供应总量的89.2％。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的局面尚未根本缓解。一些地方城镇建设脱离国情，热衷“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城市规模不断外延扩张，土地利用效率很低。

　　时至今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仍然红红火火，从表面上看，踩下“刹车”总要有个惯性，在决策—行动—效果之间，总要依次滞后，这本来没什么大惊小怪。但是，据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介绍，当前一些地方对中央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规模不理解、认识不统一，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片面以耗费资源为代价、不惜牺牲耕地去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错误观念，仍有很大市场。这样的发展态势，就绝对不是“惯性”那般简单了。

　　为什么会在严控建设用地上出现“不理解”，认识不统一？笔者以为总根子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进度比较慢，旧有的政绩考评体系，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了根本动力。政府职能是什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按照这个标准来考核政绩，那些黑恶势力猖獗、假货泛滥、违法行政、透支环境资源、市场良性竞争极不充分的地区，其产值、利税、项目等指标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从认识的意义上说，不少人对以上观点未必心存异议。但是真要依照这样的思路对政绩考评来上一场“革命”，大摇其头的人恐怕绝非少数。

　　政府职能的转变，决非一朝一夕。仅以当下而论，在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前者总要从整体的角度，将后者作为一枚“棋子”来做出价值判断；而后者除了要向前者证明自己当好了这枚“棋子”，还要面对如何平衡宏观与微观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按照全局考虑，本地区只能为保护整体的生态环境牺牲开发项目，这就与“为官一任，富民一方”产生了矛盾。而百姓求富的“民意”，影响着官员的口碑，也是官员的政绩要素之一。类似的利益补偿，同样需要考核者从整体意义上做出。但事实上，由于这样的平衡补偿错综复杂，是否到位、如何兑现的难题很多，政绩考核最终难以较真，也就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又怎么能撤得下来？

　　只有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新职能的框架之下改革政绩考评体系，政府才能从“上项目”的冲动中走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才能真正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