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我对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问题的思考，起源于《新京报》的一场诉讼。近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贾赦”的扮演者李颉名誉权纠纷案，进行公开宣判，未经核实误报李颉已去世的《新京报》，被判在原侵权版面及位置向李颉刊发致歉声明，并就其工作、生活现状刊发文章，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一万元。

　　《新京报》在诉讼中称，关于“李颉已去世的消息”，他们是从新浪网上《影视艺术人生紧急寻找〈红楼梦〉当年剧组人员》一文中得知的。他们刊发此文的本意是为了赞扬和追忆包括李颉在内的剧组演职人员，出发点是好的，对因此而给李颉造成的不利影响，他们表示歉意。事发后，他们又就原告的现状再次撰写了文章，并向李颉本人进行了书面致歉，对原告并没有主观的恶意，因此不同意李颉的诉讼请求。

　　尽管《新京报》以从新浪网转载作为一个抗辩理由，但从我国现有法律来看，法院的判决是有根据的。依据有关规定：“报刊摘转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等稿件应坚持真实性原则，对其摘转内容的真实性负有审核责任。摘转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应核实真伪。稿件失实一经发现，应及时公开更正，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同样，在传统的英美法的诽谤法里，对于新闻媒体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实行的是严格责任，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对媒体提起诽谤指控只须满足3项条件：作品已经发表，说的是自已，有损害自己名誉的内容。因此，媒体对摘转内容的失实侵犯他人名誉也不能免责。

　　然而，这样的规定对于公民名誉权的保护是周全，但对民众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却失之偏颇。理由有二：一是在我看来，新闻媒体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事实上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一个重要体现。某一媒体的受众毕竟有限，要让更多的民众知晓新闻事件，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其他媒体的转载行为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每一个转载的新闻报道都要该新闻媒体去核实，否则其就有过错，要对摘转内容的失实负责任，事实上媒体是无力做到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媒体畏葸不前、不敢转载，损害的将是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可以对国家事务和事关公共利益的新闻事件进行自由评论。公民在对于新闻事件评论时引用新闻媒体的报道，同样是转摘行为。如果说，每个公民对新闻事件在前都要核实清楚，否则就要对摘转内容的失实负责，这是作为个体的公民根本无法做到，其结果也只能是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

　　因此，笔者提出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题。其内涵是指对于合法成立具有报道权的新闻媒体的公开发表的报道，法律赋予其推定公信力，其他媒体和公民转载该新闻报道除非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对于摘转内容没有核实的义务，对其内容的失实也不负任何责任。这里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要是指，已有事实表明该报道失实或报道中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已对报道表示异议，或报道中含有侮辱人格尊严的词语及明显不符逻辑和正常人的思维等情形下，转载的媒体执意要转载或不经核实转载，其就应在扩大影响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的名誉得不到保护，原刊登报道的媒体和作者，应对此承担责任。

　　笔者提出这个命题的理由，除了上述所讲，要在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和民众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间达到一种平衡外，还在于合法成立的新闻媒体对其公开发表的报道，作者与原刊登的媒体都有核实的义务，其他媒体和公民当然有理由相信该报道是事实。

　　但是，仅仅提出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题，而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远远不够。因为，作者与原刊登的媒体，要对因转载而造成的扩大影响承担责任，又造成了新的利益不平衡。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引入转载报酬制度。转载媒体在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其他作品时，要向作者支付稿酬，向原刊登的媒体支付转载费用，这是对作者及媒体劳动的尊重及对其承担风险的一种利益平衡。然而，从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来看，时事新闻不受该法保护，转载时事新闻并不需要对作者支付稿酬及原刊登的媒体支付转载费用。就是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转载要支付报酬的规定，在实践中都执行得很不到位。不支付报酬成为普遍现象，支付报酬的倒成了例外。推行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制度，这些规定及现象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