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欧盟委员会表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美国拒绝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之后，欧盟的拒绝无疑又是一次挫折。而东扩后的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反倾销案件层出不穷的同时，市场经济地位的取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国企业多数反倾销诉讼的失利，都直接与这个市场经济地位有关。

　　而从欧盟整个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来看，应该说，其中有技术因素，也有政治因素。因为在此前，欧盟于2002年11月给与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但显而易见，无论是当日的俄罗斯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其市场化的各项指标均低于中国———或者说欧盟的出发点，原本就不是单纯的技术因素。

　　详细的拒绝原因，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委员会在长达15页的过渡性评估报告表示，欧盟“承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发现中国政府迄今只满足欧盟制定的五个标准中的一个，即“在与私有化相关的企业运作中没有政府引起的扭曲现象”及“没有易货贸易”。这条标准其实是其中最不重要的。另外的四个关键障碍分别是：政府对经济施加影响的程度，如税收歧视；为确保适当的公司治理而制定的透明和非歧视性公司法的存在和实施；连贯、为确保财产权与破产法律体制的运作而制定的一套有效透明的法律的存在与实施；以及一个独立于政府而运作的、真正的金融业。

　　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简略的说法就是“中国仍然在对经济实行微观调控”，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强势市场，但在资源配置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实际情况看来，破产法、非歧视性公司法以及金融业的问题，都关系到经济体制的变革，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明显的改观。应该说，市场经济认定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的考虑。

　　这一点，在对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上可以看出，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在积极应对“入市”的过程中，这种挫折不会影响下一步的信心，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出口商品对于欧盟的影响很大，各自在对方经贸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微小的变动都可能带来经贸数字上大幅变化，显然问题的解决也不会像俄罗斯那样简单。

　　但欧盟报告中所提及的一些问题，也确实有值得我们考虑和改进的地方。欧盟五个标准的后四个标准中，提到的几乎都是现阶段经济运行中正在处理的棘手问题。现阶段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前一阶段货币调控的效力不明显继而采用行政手段，都很容易让人得出“微观调控”

　　的印象。国内货币调控的效率低下，利率传导机制的不畅，反映在调控当中是过于依赖行政干预，而反映出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类型的问题，确是更需要深入改善的。

　　而日前送人大审读的新破产法草案，也表明原来的破产法无论是在破产保护的范围，还是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实现统一的破产保护和破产理念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最近审计署审计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账目问题，如原来的乐山电力和现在纷纷扰扰的伊利“独董事件”，都表明中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还存在问题。从资本市场上可以看出，这首先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而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看，治理结构不佳使得一些领域发展质量低下，无法形成强势的竞争力，也导致一些影响经济运行稳定的事件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有着重要影响，或者像《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是“得到欧盟和美国政府的承认将被解释为另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已与大型工业化西方国家有同等地位”，可能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深层的含义是：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将有着实质性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参与过多，经济法规不完善，国内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质量改善中的突出问题。

　　期望“入市”问题带来的外在压力，其影响不止于反倾销层面上，也是改善对内经济革新的一个契机。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