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1年暑期过后正式上小学的。在第二个学年的上学期，发生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它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容我慢慢道来。

　　1922年10月17日（阴历八月十七日），我的三舅在苏州阊门外南濠街32号（与蔡梅芳）举行婚礼。在这天前后，父亲念了两回《三国演义》给我听。就是这样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却使我开始抵制学校对我实行的、我所不喜欢的某些约束（其实这种约束是很普通的，一般的同学都能接受，对我的不喜欢在这里不作好坏的评论），走上自学的道路。无论在知识的长进、能力的提高和某些思想倾向和性格的形成上，这件事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舅结婚，外婆家很热闹。我外婆家的房子是二层楼，大家都集中在一楼客厅说话。我父亲不善于、也不喜欢交际，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了一本《三国演义》，把我叫到外婆家楼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给我念起这本书来了。他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从头念起。连“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那首《念奴娇》词都念了（方才我找出1953年11月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整理注释的这部小说，一看才知道出版时编辑部把这首词删去了。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父亲给我念《三国演义》的时候，的确念过这首《念奴娇》）。我从来没有看过或者听过小说，这是第一次。我一听，觉得真有意思，比起课堂里学的东西有趣许许多多。那时我已经七岁过三个多月了，已经识了不少字。可是读的国语课本是很浅很浅的，什么“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多么没有意思！这《三国演义》可不那样，全是很热闹的历史故事。我父亲给我念了两回。我听得入神，还想听下去，让爸爸多念几回，可是爸爸不念了，我就自己看。这时我虽然已经认识不少字，可还有许多字不认识。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跳过去。书里的人说的话，同现在大家平时说的不大一样，那是古人说的话，不过并不十分难懂。马马虎虎也就看懂了，这也没有难倒我。外婆家很热闹，我躲在楼上，把第三回、第四回……都读完了，越读越有趣。时间过得很快，爸爸妈妈说要回上海。我对外婆说，想把《三国演义》带回去。爸爸说家里有这部书，书就没有带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就闹着要爸爸马上找出他的《三国演义》来。其实书就在房间里（我家就只有一间房）的一个柜子里。这个柜子相当大，有两层。上层放的是衣服和被褥，书就在下面的一层。这个柜子从来不上锁，里面的书“多极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爸爸把那部《三国演义》找了出来。我一看，这部《三国演义》比外婆家的那一部新，而且里面有许多人的画像。这部《三国演义》有许多本，第一本全是画像，前面是一个一个人的“肖像”，刘备、关羽、张飞都有，后面还画着书里的故事。上海家里有了这本书，从此我就不肯好好上课，一心一意去看小说。一部《三国演义》可不短，拿起就不想放下，几个星期之后看完了。看完再找出第一本的画来看，回味书里的故事。《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有让我高兴的，也有让我悲痛的。

　　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再看《七侠五义》、《水浒》……我家里那部《水浒》印得特别好。父亲告诉我这是同文书局出版的，所以叫同文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书还有版本问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年、两年……我成了一个“书迷”。

　　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全校开运动会，所有的学生，不管参加不参加比赛，都要去运动场，我不得不去。可是我去的时候带上一本《水浒》。我靠着球场旁的电线杆看完了这本《水浒》。

　　没有几年，我把爸爸书柜里的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等体裁的东西。它们与小说不一样，但是都有故事情节，都很能吸引我。书柜里的弹词戏曲有《再生缘》、《珍珠塔》、《西厢记》。我记得《西厢记》里的曲词看不懂，我就只看说白。

　　书柜里的“闲书”看完之后，就开始看不属于文艺作品的书。书柜里有很少几种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类的书籍。这些书没有小说弹词“好看”，没有办法，好看的书都看完了，即使不好看的书也看，我已经成了一个非看书不可的人了。书柜里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有“国家主义者”《醒狮》派一个姓曾的人——似乎叫曾朴的书；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叫何海鸣的写的书；还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等，我都拿出来看——胡乱地看。我当时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看得懂的书看，看不懂的书也看。如果有一句两句、一段两段看出一点意思，就很高兴。后来读《五柳先生传》，看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我有一种特别的体会。

　　这样的书看完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上江南制造局兵工专门学校时的课本了。读完这些书的时候，我也接近小学毕业了。

　　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北京读完的。父亲在北京做事，母亲要去北京跟爸爸一起过日子，他们当然要把我带去。母亲陪我去离家不远的西四北礼路胡同的一个教会办的小学——铭贤小学考试，做插班生。一个女老师问了我一些国文方面的问题，又问我是否学过英文。最后出了几道算术题，要我当场做，做完了当场判卷。从头到尾，我母亲在一旁等结果。考试完了，母亲问老师：“这小孩学校能不能收？”回答说：“收，小孩子的数学好极了！”原来老师出了一些像鸡兔同笼那样的四则题，我用从父亲柜子里的“代数”书中学会的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解答了。

　　但是应该指出，我受到这件小事的影响，不仅仅是直接的东西——即从我父亲的藏书中学到了许多在学校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而且还获得一些融入我性格中的东西，那就是：在求知上，不怕一下子看不懂书上写的，甚至越是难懂的语言，只要看得出话里有深刻的道理，我就越是想钻深钻透。甚至超出求知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