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暴力拆迁”而去职的嘉禾县原县委书记周余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政府“越位”和行政权力的滥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报6月29日A6版）。周所反思的“以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惯性”、“对科学发展观的误读”、“简单的行政模式”这些错误行为和观念的背后，不仅仅是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也表明官员权力伦理的缺席。

　　权力伦理与权力一样古老。古往今来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我们历史遗产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在今天，“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政治权力所应该拥有的伦理意识。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是谈不上成熟的政治思维的。

　　从权力的来源来看，官员的权力是通过人民让渡而取得的。人民让渡自己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权力对权利的忠诚，这是全部权力伦理的第一规范。这种对权利的忠诚，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权力的正义感。通观“嘉禾事件”，嘉禾县政府“考虑外商利益多，考虑群众利益少”，在经济增长的口号下，打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旗号，无视公平和公正。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是政治权力的运作存在程序正义上的缺陷。

　　权力，无论是立法权还是行政权，它的设置和行使，其直接依据应该是法律。恪守法制、公正，使用正当手段是伦理规范对权力行使的第二要求。周余武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为自己为党为国做事，方法简单一点没关系”，这种思维与此前发生的“三包”、“两停”、“株连”等暴力执法手段有着必然的联系。姑且不讨论使用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否合法，这种手段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伦理价值的颠覆。手段作为工具理性，不仅是达到目的之工具，也是一个可以独立产生结果的行为。这种手段的二重性告诉我们，权力在实践中的表达，即使结果是正义的，但是如果手段不合理，同样是对权力伦理的亵渎。

　　“当官”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当然就有其职业伦理。虽然权力伦理还缺乏基本的框架，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典范存在，但这并不是说权力伦理中没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这些都是权力伦理中的黄金法则。

　　对于权力腐败，原则上说是要依靠以权制权、加强监督，然而，从长远来看，重视对权力的伦理矫正，重塑国人的权力伦理意识，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规范行政权力和建设服务政府的重要法律文本，它的有效实施，同样不仅仅要靠中央的强大权力攻势，更要培育我们的执政文化土壤，并在其中深深扎下伦理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