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6月30日员文章，论述了讯问同步录像的好处。对于这些好处，笔者也认可，但是我们在看到这样做的好处时，也不能忘记：录像它也会说谎；侦查过程的公正仅仅靠个别的技术手段来保障是不可靠的，最佳的方法是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以权利来对抗权力。

　　我承认讯问同程录像是一种进步，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进步的意义不能高估，其既不能避免侦查人员不录像时对被告人进行威逼利诱，滥用权力；甚至其并不能避免本身被篡改的命运。在现实的生活中，即使有录像佐证，录像的内容也有可能不是真相，这样可能往往会使司法的权威蒙垢。

　　笔者认为，围绕公正执法而进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对于国外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可行的方案，我们应该适当地“拿来”。比如对于侦查阶段侵犯人权的可能，国外几百年的法治实践已经证明了最佳的方法，就是以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人身保护令状制度，以及律师帮助来防范侦查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我们尽可以借鉴使用。这些制度能够更好的克服我国侦查过程中过分迷信口供的不足。

　　当前，在沉默权等诸项有利于被告人权益的措施，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笔者担心所谓的同步录像的制度，只不过使得口供为“王”的恶习，披上与时俱进的外衣，从而为那些敌视沉默权的人提供了抗拒改革的借口，影响了我们实施必要的司法改革的决心。

　　邹云翔（江苏省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