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行政许可法》今天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建设服务性政府、推进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意义重大。本报推出“从《行政许可法》看规范行政行为”系列报道，就这部法律的实施，结合有关问题进行透视。

　　“红头文件”是政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之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大量“红头文件”也设定了许许多多的行政许可，一些行政机关也因这些规定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正本清源，规范行政行为，必须首先规范“红头文件”。

　　一些“红头文件”滥设行政许可

　　设定行政许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但是，由于行政许可权力过滥，而行使行政许可权力的行政机关效率又普遍低下，公众利益反而因此受到损害。上一个项目，跑数十个行政机关，盖近百个公章是平常事。

　　一些地方、部门利用“红头文件”争夺收费权、处罚权、审批权，推卸责任和义务，随意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直接导致了国家利益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这些“红头文件”的不当行政许可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少行政许可的事项是政府不该管的事，妨碍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妨碍了市场开发和公平竞争。例如，皖中某市为招商引资，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住户在领钥匙时，必须向一家外资燃气公司支付2600元的天然气开户费。

　　二是有些行政机关受利益驱动，利用“红头文件”滥没行政许可，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据一项调查，我省沿江某市建设项目审批收费项目达31项，其中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1项，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18项，经营服务性收费8项，自立项目收费2项，税收2项。该市的建设企业普遍反映收费名目繁多，负担沉重。

　　给行政许可严格设置禁区

　　针对随意设定行政许可现象，《行政许可法》大刀阔斧进行了“变革”。

　　《行政许可法》对有权设立行政许可的机关进行了严格界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省级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法定条件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其他国家机关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明确了行政许可的范围：本着“还权于民”、“让权于社会”精神，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规范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能够自主解决的问题，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规范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自主解决。

　　这些规定意味着，只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其他“红头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即使是有权设定行政许可，也要依据法定的权限，受到种种限制。市、县、乡政府无权出台文件设立行政许可。而且，自《行政许可法》实施之日起，这些机关设定行政许可的“红头文件”，一律自动废止。

　　《行政许可法》还严格规定了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只有法定的具有行政许可实施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才能实施行政许可。

　　依法加强对“红头文件”的督查

　　近年来，我省各地不断清理不合理的“红头文件”，但因没有治本之策，旧的“红头文件”被废止，新的不合理的“红头文件”又接着产生。甚至一些已经过时的“红头文件”仍被当作处罚标准。不久前，省直某部门因不当处罚被客商投诉，原因就是其罚款依据竟是一份已经过时的“红头文件”。

　　为杜绝以“红头文件”形式随意行政，我省从去年3月起,在全国率先实施了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这一制度要求，省辖区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出台“红头文件”，必须经过法制部门审查。政府法制部门发现未经审查而印发的“红头文件”，可以提请本级政府撤销该文件。

　　对“红头文件”的清理整顿工作无疑有一个过程，但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红头文件”随意设定行政许可现象将得到彻底治理。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张武扬在接受采访时说：“《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来看，我省推出的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任务更重了，责任更大了。”本报记者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