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谷迎春访谈录本报记者　叶辉　通讯员　杨振华

　　2002年7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迎春研究员办理了退休手续,应聘就任浙江财经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出于对原有国家研究机构弊端的深切了解,他主持下的这个研究所采取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体制,全所仅他一个正式编制,其他研究人员全部实行柔性外聘。该所运行1年多来,成效明显,其独特的体制引起关注。谷迎春现在还担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6月25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著名社会学家。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取目前的体制 你的建所方针是什么？

　　答：研究所组建于2003年1月1日,建所伊始就采取了“四不限”的聘任制,即不限学科,不限学历,不限专兼职,不限单位和地域。这个方针的确立,是基于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自身的属性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统体制弊端的思考。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是对社会各阶层权益的大均衡,涉及多领域多视角和多学科,局限于某一学科是很难于实相符,于世有用的。而今“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已成为社会共识。基于此,研究所按课题所需,先后在院内外、省内外特聘了16位研究员。

　　问：这样的人才构架是对传统研究机构养闲人的纠正

　　答：不光是不养闲人,也是出于对应用研究的目的考虑。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品格就是经世济事的应用研究,因此必须直面社会改革急需的理论支持,向政府、企业、社会寻求课题。现在一些课题研究为的是评职称,为了这个“光辉”的符号,有人在制造文化垃圾,论文生搬硬套、言不及意,著作是利用别人的概念在做堆“积木”的游戏。我每年参加国家和省内一些科研成果的评审,有的成果真是“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低水平重复。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追求在哪一级别的刊物上发表,着眼点落在社会效益、社会功用上面。我们实行的课题制不是用固定的人员结构去承揽课题,而是确定课题之后,跳出单位之外遴选干事的人,追求知识结构的最优化组合。问研究所业绩如何

　　答：去年一年我们总共立项了3个课题,一个是“变通中的大均衡——温州社会政策演进研究”,这是省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温州市委和政研室的全力支持;一个是接受省司法厅委托的研究项目“浙江省戒毒模式比较研究”;再一个是获得省文化厅立项资助的课题“文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到目前为止,省司法厅课题基本完成,另两个课题正按原计划进行之中。此外我们还发表了8篇文章,参与了一些社会调研活动。

　　问：一个人组织众多人干事,你的经验是什么

　　答：一是学术带头人不能做“精神剥削者”,而要做团队精神的带头人。每一个课题,先由我撰写总体框架、研究要点、成果形式、工作进程等,然后进入申报程序。一旦立项,即组织全体成员研讨。二是严格要求。成员们没有传统“单位”的管制,工作态度,时间掌握,质量水准等很难随时考核,为此我们规定几条“硬制度”,两次不参加会议即认为是“自动退出课题组”;初稿不合质量者退回重写,再次不合格者则自动退出课题组等等。三是团队精神。这件事,言之颇易,行之维艰。因为它涉及到知识劳动的个体性方面。课题组在学术活动中,一开始有人不大讲不同的观点,一怕得罪人,二怕自己的“版权”丢失。我们反复强调,社会政策研究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通力合作,集思广益,这不仅是做这门学问的需要,更是养成现代人品格的需要。

　　问：你曾说过,不要做现代孔乙己,此话怎么理解

　　答：不要做现代孔乙己,意思是说不要固守个人那一点点“知识”,不要做文人相轻的冬烘老人,要有团队精神,要跳出经院式研究的圈子,强调深入社会实践,真正了解国情和民心。一些应用研究之所以出现低水平重复,关键原因是研究者缺乏广博的知识视野和深入系统的理论功底。我认为,对应用理论研究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今日之真诚的应用理论,必是明天的经典基础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最雄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