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鲁宁专栏

　　本期专栏作者

　　鲁宁：《东方早报》评论员

　　但是，面对“公益”的名义的日趋盛行，人们也须多长几个心眼儿，免得被“公益”所蒙蔽。譬如，凡由地方出面或背后由其撑腰的违法强制拆迁，有哪一回不打出为了“公益”的旗号？

　　《工人日报》6月30日消息，山东省卫生厅正建议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强制性婚检。其理由是“自《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全省只有5对新人自愿参加了婚检，长此以往，会为今后出生人口素质埋下后患”。这个建议由卫生行政部门提请属其职责范畴，而且打着有利于“公益”的名义。

　　窃以为，山东省卫生厅的建议给山东省政府出了个难题。今天起，《行政许可法》已正式施行，倘若要重新恢复强制性婚检，除了须先修改适才颁布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还须考虑《行政许可法》是否允许？现行法规对婚检的约束已强调“自愿原则”，现在若要将“自愿”重新恢复为“强制”，且须由省级政府来作出决断，除了对普适的《婚姻登记条例》构成“挑战”，人们自然还会问，省级政府有否设置此类行政许可的权限？想来，山东省政府不会轻率从事，多半会将这个建议搁置起来。否则，光舆论质疑这一条，山东省就难以面对。

　　我反对恢复强制性婚检，但也不否定卫生部门的“后患说”。另外尤须直言不讳地挑明：婚检曾经是医院的一块“唐僧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围绕婚检医院的“定点”之博弈曾生出无数“交易”，针对婚检的操作之草率、收费之混乱，甚至交钱就盖章现象之普遍，不但令相当数量的新人们徒叹无奈，也是人们痛斥医卫腐败的话题之一种。可以说，为新《婚姻法》配套的《婚姻登记条例》之所以要废止强制性婚检，除了立法不能不考虑与“国际接轨”(背后涉及到人权保障)的大趋势外，显然也考虑到了以往强制性婚检“声名狼藉”的因素。

　　迄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做婚前检医学检查。同时，很少有国家对婚检采取强制性安排。而引人深思的是，多数国家(更不消说发达国家)的新人没有不去参加婚检的。从逻辑关系分析，主动建立于自愿，自愿则缘于婚检制度的人性化。对照国内强制婚检时期不少医院的所作所为，假如缺乏婚检服务的规范、负责和收费合理，国外的新人们都能那么自愿地参加婚检吗？我不相信。由此，卫生部门和医院不必抱怨中国的新人们目光短、见识浅，而首先得反思如何消除以往婚检所留下的“声名狼藉”。

　　某个部门或个体或其他社会组织，以“公益”的名义争取舆论的同情或支持，从而争取某种愿望或目的的实现，哪怕这种愿望与目的含有明显或隐蔽的“附带利益”，在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各种声音允许自由表达、法制和法治的理念逐渐植入民间的当今中国，其出现不但不是件坏事，而是一件表征着社会进步的好事。不说别的，放在往常，设立或恢复某项强制性行政事项，还不是一个“红头文件”就可把事儿搞掂？但是，面对“公益”的名义的日趋盛行，人们也须多长几个心眼儿，免得被“公益”所蒙蔽。这么说，可不是想当然，譬如，凡由地方出面或背后由其撑腰的违法(本质系违宪)强制拆迁，有哪一回不打出为了“公益”的旗号？

　　婚检利己、利后代、利国家，废止强制婚检于中国同样是一种进步，自愿的普遍的婚检于中国不是不可求。只是，它须以人性化的、服务型的、规范(首先是收费要规范)化的婚检制度安排为基础。而此基础的前提是，对已经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的现行医卫体制进行“深刻的革命”。真的到了那么一天，婚检何须通过“恢复强制”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