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我国将于今日起正式施行《行政许可法》。由于这部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它的出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联系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系列政策行为，可以发现，此前的诸多动作，从“问责风暴”到“审计风暴”，从“嘉禾拆迁事件”到“江苏铁本事件”的处理，都只是我国政府行政理念重大转变的序曲。真正的主题曲将由这次施行的《行政许可法》来演绎。

　　从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的正式施行具有极高的制度意义。因为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各级政府设置行政许可的范围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这必将有助于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换政府施政理念，促使我国各级政府尽快完成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诚如有些媒体所言，这部法律的施行将推动我国各级政府迈向有限政府、规范政府、信用政府、便民政府、透明政府。

　　但这部法律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在我看来，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了过去政府理念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全知全能的政府”。传统上，政府在我国拥有着天然的崇高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加居于核心的地位。相应地，政府对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甚至公民个人的私领域也进行了过多的干预。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政府能力“全知全能”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活力与日俱增，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也在逐渐减弱。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采用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完全消解，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了加强的态势。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主导政府施政理念和行为的重要前提假设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脑海中，总觉得政府具有无限的知识，拥有无上的权威和超人的能力。因而，政府有权力根据自己选定的目标来随意改造社会，政府一定能代替民众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种前提假设下，地方政府官员才敢有“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霸气，也才会像变戏法一样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行政审批项目来管理“无知的民众”。在一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变成为“管”与“被管”的关系，建立政府的初衷和公共行政的崇高价值理念在这种变化中淡化。

　　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说明，政府主导固然重要，但民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也绝对不可忽视。一味地夸大政府的能力，无限制地扩展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范围，只会造成经济停滞、民众压抑、社会失调。嘉禾拆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更何况决策理论的发展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并不一定天然比民众更有知识和能力。”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要了解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放弃对自身“全知全能”的前提假设，合理地选择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管好该管的事情。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共同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新京报，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