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暴力征税让一个普通农民愤然而起。他叫王幸福，是河南省宜阳县农民。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自费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当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你不交税有人来收拾你”

　　2002年1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两位乡干部来到该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家催缴农业税。“今年农税改革，国家规定征收哪几项啊？”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道。“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很不高兴地回答。第二天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叶超林。然而，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却被等候在那里的、身穿迷彩服的高村乡征税小分队扭上车，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后来叶彦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罚款（没开收据）后他才被放行。与叶彦智相比，叶沟村村民叶新超更冤枉。11月13日，叶新超拿着钱赶到收税地点准备交税，但他发现乡政府账上的亩数与自己家的实际亩数不符。他实种8亩地，而乡里却让他按16.2亩纳税。询问与反驳中，叶新超说了几句过激的话。结果，叶新超被乡干部用警车拉到乡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被迫脱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经村干部说情，罚了300元才算完事（同样没开收据）。当这一切第一次传到高村乡满丰凹村村民王幸福耳朵里时，王幸福很气愤。平时经常学习政策的他作出大胆决定：以一个农民的名义，秘密调查暴力征税事件。

　　当年12月，王幸福开始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等地方展开调查。

　　“交了420元才将儿子赎回”

　　张坞乡苏羊村农民刘公超向王幸福反映：“由于旱情严重，家里两季只打了6袋麦、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这些过活。12月19日，听说今年全县武力强收农业税，我忙用架子车拉了4袋玉米去洛宁县赶集卖粮。回来走到村边，乡亲说我家出事了。原来突击队到我家，我闺女正在做饭，听到有人说：‘就是这个门，用脚跺！’跺几下门没开，他们从院里抄起斧头，几下将门砍开。这伙人打了我闺女几下，进屋就抢粮食、自行车、缝纫机，我妻子拦挡，有4个人扭住她胳膊并将她摔到地上。我儿子护他妈，被拳打脚踢揪上车抓到派出所。他们抢粮食时把粮袋撕烂，粮食撒得满街都是。我四处求人借钱，送去香烟，又交了420元，才将儿子赎回。”

　　共75名群众被打伤

　　就这样，王幸福先后花了9个多月，自费在宜阳19个乡镇中的13个乡镇抽点调查了230起打砸抢事件（共75名群众被打伤）。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们中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该分地的没分地、计税地亩有差错等等，征税时想给乡镇村领导提出来，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有的农民是多年的交税纳粮模范户，仅仅因为不实的诬告就被当成“打击对象”。其实，就在小分队打砸抢的前几天，也就是2002年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国税发［2002］139号），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权利，体恤农民群众，依法征税，文明征税，坚持“十不准”。然而，调研中王幸福发现，国家的这些农税政策在宜阳县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等乡镇的大部分群众对农业税计税方式及计税亩数并不了解，也很少听到乡镇干部耐心的解释。

　　县长找王幸福谈话

　　摸到这些大量第一手实情后，王幸福着手撰写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

　　他将一份报告打印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近的渑池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让他倍感欣慰的是，他的这份非常调查报告很快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农监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3年3月26日，当时的宜阳县县长谭建忠同志找到王幸福，与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谭建忠县长对王幸福的全面调查和监督表示感谢。经宜阳县主要领导批准，县里于2003年4月给王幸福一次性拨款3000元作为调查补偿费。

　　被聘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

　　当年5月15日，谭建忠县长第二次约见了王幸福，向王幸福通报了此前王幸福针对暴力征税事件所提出的6条建议的解决处理情况，并聘请王幸福为全县农业税征管监督员，随时可与县领导交流情况。7月，他还领到了1200元的监督员工资。

　　目前，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在王幸福看来，此事未了。他请求县里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但县里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正面答复。这不能不令他心有块垒。（据《半月谈》杂志）（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