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德、伦理亟须修复的今天，老北京是不是该呼唤更多符合人性的新市民文化出现？”7月2日《新京报》发表《老北京呼唤新市民文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作者大概没想过，任何地域文化都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还有长期人口流动不足的“封闭功劳”在内。如今一提北京文化，很多人就想起天桥把式、四合院。可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开放度都高、人口流动也更强的今天，类似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不仅自身原有的地域文化被荡涤得所剩无几，而且就文化心理来说，地域化特征也日益趋同。

　　作者认为北京如今缺少了“打开心灵这扇窗口”的勇气，并列举了“四龄童被殴”与“禁止外人进入本小区绿地”两个例子。我觉得，这样的例子正好可以解答为什么北京人会“缺少打开心灵窗口的勇气”。人的文化心理是建立在生存状态之上的。

　　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虽然生活清苦，但平静而稳定，活得透明，心态中的“公共意识”比较强，公德、伦理更趋向开放与包容。可在今天，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改善了许多，但也不再平静而稳定，更不可能、也不愿意活得透明。生存压力大了许多，促使人们不得不以警惕的目光看待一切；人员流动的频繁，让人不敢放心地相信任何一个人；旧有生活方式被打破，难以排遣心中的烦躁；私有空间的加大，已无法再强求人们用“公共意识”来包容什么。

　　生存现状让人们以“自保”的目光来审视周围的人与事，这其实是符合规律的正常现象。老天桥、老胡同、老四合院式的同情与包容，现在肯定还存在于一些市民的精神中。但大多数人因生存需要而衍生出的、以“蜗牛心态”为特点的文化心理也自有其道理，尽管人们还很难将这样的散点归纳为一个明确、具体的概念。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有必要倡导一种代表城市人文精神的“新市民文化”吗？

　　这样的文化能够出现吗？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出现。因为时代造就了生活的多元，也就注定了文化的多元。解决城市管理的手段很多，我们大可不必指望“新市民文化”给城市管理做出多少道德调节。

　　马龙生（北京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