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徐迅雷专栏

　　报道中这寥寥几句话，透露出的是一种可怕的科研态度扭曲状况。搞“腹泻病毒”研究的，干吗“跨专业从事非典病毒研究”？是齐心协力，还是好大喜功？我们不得而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终于被问责了。今年4月因非典病毒管理不善引发的北京、安徽非典疫情，被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中国疾控中心共5人受处理，主任李立明引咎辞职。

　　去年非典肆虐的日子，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志访谈时侃侃而谈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王志问及他内心感受时，他说的是：“我想就是要呼吁媒体、政府和公众都要关注公共卫生，因为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健康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一边在语重心长地教育大众，可是到了今年4月，中国疾控中心自己的实验室成了非典疫情的源头！

　　在4月的SARS病毒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有识人士撰文发出了公民的问责之声：对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有关人员如此严重的失职或渎职，难道能因为这次SARS疫情终于没有蔓延，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吗？

　　现在，李立明不再呆在CDC的岗位上了。对这样的决定，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拥有博士、院士、首席科学家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非典战役中发生SARS病毒泄漏事故，令人痛心疾首，更让人深思。中国疾控中心的问题，折射出我国科学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关键有二：

　　一是科学精神的扭曲。关于这次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腹泻病毒室“跨专业从事非典病毒研究”，采用未经论证和效果验证的非典病毒灭活方法，在不符合防护要求的普通实验室内操作非典感染材料。报道中这寥寥几句话，透露出的是一种可怕的科研态度扭曲状况。搞“腹泻病毒”研究的，干吗“跨专业从事非典病毒研究”？是齐心协力，还是好大喜功？我们不得而知。

　　从跨专业搞课题开始的“漫不经心”，我们毫不惊讶地看到其他的违规操作，譬如“执行规章制度不严”，譬如“技术人员违规操作”等等。这一切，都昭示着科学精神的丧失。科学精神丧失，必然导致科研行为不端。这也应验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句话：“在科学上进步而在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二是科学体制的弊端。这次，吴仪副总理要求卫生部会同科技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物安全管理大检查。大检查是需要的，但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分析科研体制上所存在的问题，在治本上下点真功夫。

　　从抗击非典的经历来看，年轻的中国疾控中心近乎一个行政不像行政、科研不像科研的官僚制机构。本来肩负着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国家队”的重任，但因其在行政上是所谓“事业单位”，所以一出面就是官员的形象，而失去监督管理能力的官员也就成了官僚；该中心交出的“科研”成绩单也令人不敢恭维，从去年弄出的“衣原体”，到今年染上的“真病毒”，都逃不出官僚体制构成的怪圈。

　　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度”主导科研，容易导致“官本位”现象，以“行政管理”取代科研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结果往往是，研究者为了获取更多行政资源甚至权力资源，不惜拼凑学术“航母”，释放科研“卫星”，制造科学“泡沫”。也许，诸种表现正验证了中国科学院近日对中国科学界开出的一份“完全病历”。这份《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咨询报告，指出了一些科研人员科研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擅长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

　　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科学是国家的最高的人格化。”真正杰出的科学，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智慧，而且是国家的最大良知；真正优秀的科学家，不仅是个人人格的体现，更是国家国格的反映。而从中国疾控中心在在SARS病毒泄漏事故的表现来看：此般科研，非但没有让科学成为国家的最高人格化，连真正的科学精神都相距甚远。

　　徐迅雷：杭州《都市快报》编辑主任